在本書中，我們第一次作下述的冒險嘗試：嘗試預斷歷史的發展，嘗試在文化的命運中，看清那些尚未經歷到的階段，尤其是看清這實際上已處在完成狀態的，此時此地唯一的文化——西方的歐美文化。
歷史是否有邏輯可言？除了在漠不相關的事件中，那些偶然發生、無可計數的因素之外，是否有某些東西，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人性的形上結構」？是否有某些東西，獨立於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外在形式之外？這些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外在形式——社會的、精神的與政治的，是否只是由某些東西派生（derived）而來？是否只是次要的事實？世界歷史是否經常把某些基本特徵，一再呈現於我們的肉眼之前，以證明某些結論？如果是的，由此前提而獲得的推理，又可推論到何等限度？
由於人類歷史，乃是強有力的生命歷程的總和，而這些在習慣性的思想與表達上，被冠以諸如「古典文化」或「中國文化」或「現代文明」等高等頭銜的生命歷程，其本身即具有自我與人性的色彩。因此，是否可以在生命本身之中，尋到一系列必須被有次序地，且強制性地經歷到的過程？對於任何有機物而言，誕生、死亡、青春、老大、生命期等，皆是基本的表徵，而這些表徵，是否還具有無人察覺到的某些嚴肅的意義？一言以蔽之，是否所有的歷史，都奠基於一般生物學的「基型」（archetype）之上？
乍看之下，西方的沒落，就好似其所對應的「古典文化的沒落」一樣，是一個為時空所限的一般現象而已，但在瞭解了它所有的重要性之後，我們認識到，這乃是一個哲學的課題，它包括了有關「存有」（Being）的每一個重大的問題。
於是，如果我們想要發現：西方文化的命運將以何種形式完成？我們首先必須弄清：什麼是文化？文化與可見的歷史、生命、靈魂、自然及心智間的關係是什麼？文化的證明是以何等形式顯現出來？而這些形式，又可被接受、且引為象徵，到怎樣一個程度？——這些形式，指的是：民族、語言與紀元、戰爭與意理、城邦與神祇、藝術與建築、科學、定律、經濟形態與世界意念、偉大人物與重大事件等。
認知死板板的形式，其方法是數學的定律；認知活生生的形式，其方法是相似的擬喻（Analogy），經由這些方法，我們可以區別世界的「偶極性」與「週期性」（Polarity ＆ Periodicity）。
世界歷史的表達形式，被侷限於數字上。而一些年代、紀元、場所、人物，卻一再若合符節地重複展現，這一直是一個知識上的問題。例如：討論拿破崙時，人們很難不提到凱撒與亞歷山大，這一擬喻，在我們看來，前者是形態學上不能接受的，而後者才是正確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治性著作，例如他的「沉思錄」（Consideration）中，作了很多非常確定的擬喻，他把法國比作腓力浦統治下的馬其頓，而把德國比作了希臘，他寫道：「直到現在，德國的色摩比亞隘口——亞耳撒斯和洛林，仍在腓力浦手中。」這恰好也點出了紅衣主教福樂利（Flory）的政策特徵。他也把哈布斯堡宮的政策，與波本王朝的相提並論，並把安東尼的被逐，與屋大維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道一切，都只是片斷而任意的，只能導致詩意的、或失真的短暫傾向，而非對歷史形式真有深刻的體認。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已在這一領域內樹立起他自己的方法，甚至也沒有人已有最輕微的「察知」（Inkling）——察知到這裡有一個歷史學的根柢，而事實上，也是唯一的根柢。從這根柢出發，我們可以得到歷史問題的廣泛解答。由於它裸呈了歷史的有機結構，擬喻（Analogy）將成為歷史思想的福音。在精詳周密的意識形態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擬喻技巧，將必然會帶來合乎邏輯的結果，與不可避免的定論。但是，迄今為止，擬喻竟是一個禍因，因為擬喻的濫用，使得歷史學者依照自己的品味，各自便宜行事去了，而不再嚴肅的體認到：他們最基本，也最艱苦的工作，即與歷史的象徵主義及其擬喻方法，密不可分。
如是，我們的主題原先只包括了今日文明的有限問題，至此乃擴大成為一種新的哲學——未來的哲學，而這也將是西方歐洲的心靈，在下一階段所可能具有的唯一哲學，如果那業已「形上疲乏」（metaphysically exhausted）的西方靈魂能夠負荷的話。我們的主題，擴展成世界歷史的形態學觀念，以及歷史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態學觀念，以相對於傳統的自然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態學，而後者，幾乎是迄今為止的唯一哲學主題。我們的主題，也重新檢討了世界的形式與運動，檢討其深度及最終的重要性。但這次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態度來檢討的，例如，我們把世界的形式與運動，集中在生命的圖像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包含所有已知事物的圖像中，我們把它們當作正在進行的事物，而非已經完成的事物。
歷史的世界，乃是由於恰好與其相反的自然世界賦形（given form）而來的，這是人類存在的一個新觀點。可是，雖然這觀念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迄今還沒有人曾體認到這一觀點，更不要提展現它了。有些人曾含糊籠統地察覺到一些，也有些人曾遙遠而短暫地注視過一些，但沒有人曾正面地思考過它的一切意蘊。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方法，可使我們內在地把握、並經歷我們週遭世界，在此處，我嚴肅地把這兩種方法區分清楚：其一，是有機的世界感、意象的內涵、圖像與象徵、瞬間的事實，按照計劃而得的想像秩序的目的，以及編年的數字（chronologrial number）。另一，則是機械的世界感、定律的內涵、公式與系統、經常的可能、根據體系而得的經驗解剖的目標，以及數學的數字——數學數字與編年數字的分別極為重要，而迄今無人曾予注意，我在此特予提出。
正因無人注意此一觀點，所以，我們眼前的所謂歷史研究，不過是攝取一些日漸明朗的精神——政治事件（spiritual-political events）的表面價值，然後把他們排列到「因」「果」的體系之中，並將他們形成一種顯而易見的方向罷了。如此一種「實用主義的」（pragmatic）歷史處理，不過是一種變形的「自然科學」而已，而那些支持唯物史觀的人們，也根本不諱言此點，只是他們的對手，倒大都沒有注意到這兩種方法的相似性。
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此時或彼時所出現的歷史事實是什麼，而是它們的出現，顯示了什麼重要性？指出了什麼端倪？我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任何人，曾仔細地思考過，那在內部維繫文化各支脈的展現形式的「形態學關係」（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然而，若從這形態學觀點來看，則即使是些很單調乏味的政治事項，也具有其象徵的特徵，乃至形上的特徵，諸如：埃及的統治系統、古典的貨幣制度、解析幾何、支票體制、蘇伊士運河、中國的印刷術、普魯士的軍隊、羅馬的道路工程，都可以作為一種象徵，而獲致統一的瞭解與欣賞。
然而我們立刻便可發現，迄今尚無一種理論分明的歷史處理的方法。過去的歷史處理，其方法完全取自科學的領域，物理學幾乎完全包辦了認知的方法，於是，當我們以為我們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其實我們僅僅是在作著客觀的「因果連繫」（connxions of cause and effect）的把戲而已。而歷史學家的收集與整理資料，並加以解釋，從物理學家與數學家的標準來看，卻又是很不夠周密的。而事實上，除了因果的必然之外，生命運擁有另一種有機的必然，即命運的必然。我把前者叫做「空間的邏輯」（Logic of Space），而後者叫做「時間的邏輯」（Logic of Time）。這事實，是一項最深刻的內在的確定，這事實充盈在整個的神話學領域及藝術的思想之中，並構成了所有歷史的精華與核心。但是，若經由「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純粹理性批判」，是大哲學家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康德哲學，在本書中代表死板板的系統哲學與因果原則，故而頗受抨擊。】所研定的認知形式，來加以探究的話，恐怕連邊都沾不上。這一事實仍有待於理論的建構。
數學及因果的原則，導致現象世界的自然秩序；而編年學及命運的觀念，則導致現象世界的歷史秩序。這兩種秩序，各以其理，合成了整個世界。這兩者的差別，只有能洞觀世界的慧眼，才能認辨清楚。
＜歷史對個人的意義＞
自然是一「形態」（shape），高級文化的人們在這形態之中，綜合並傳譯他們所感覺的印象；而歷史是一個「造像」（image），人們從這造像來印證世界的存在，與他個人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