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觀人類的文化，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曾經輝煌一時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倫、希臘，固然早已神魂俱逝，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和往事陳述，徒供世人登臨憑弔，臨風殞涕而已；五千年來承傳不絕的中華文化，自十九世紀起，也在雨暴風狂的西方勢力猛撲之下，搖搖欲墜，迄今仍在生死線上，艱難掙扎，而中華兒女，飄零異域，文化血脈，若斷若續的慘況，也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可是，赫赫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紀，固然聲教四訖，昂揚直上，進入了二十世紀，卻也呈露了不少致命的危機。如今，儘管太空人已經登陸了月球，儘管試管中可能創造出生命，儘管電腦的發展，已足夠當得上「第二次工業革命」之稱，然而，這絲毫掩蓋不了西方文化本身所面臨的陰影與危機。
從現實的層面來看，則西方科技的擴展，漫無節制，已經破壞了生態的平衡、污染了人類的環境、拉遠了貧富的差距，社會問題，紛至沓來，政治鬥爭，無時或息，經濟風濤，日趨嚴重，而在兩大強權的爭霸之戰中，核子武器很可能在一夕之間，把整個星球夷為平地，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從心靈的層面來看，則典型的西方人，如今在現實生活的浸淫與商業心態的驅策下，心靈方面的空虛、分裂與迷惘，已經到了彰明較著、形之於外的地步。西方人目前對金錢、暴力、與性的空前膜拜，無非是心靈墮落反應於現實世界的一種拓影；而不久前美國青年紛紛唾棄社會、離群索居，以「嬉皮」、「耶皮」的面目出現，一方面固是對社會制度與現前文化的極端不滿，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由於心靈空虛、理想無依，想要探索一種新的精神上的價值準據，以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文藝界的表現中，已可十足看出西方人心靈的漂泊與虛無之感，因為，比較起一般人來，文學家與藝術家，無論在感受上與表達上，都是遠為敏銳的一群。到了第二次大戰以後，這種漂泊與虛無的徵象，更是呼之欲出。繪畫上的「立體主義」與「野獸主義」，把空間拉平到平面之上，再把平面寸寸割裂，似乎正透示了靈魂的撕裂與不安；音樂上從爵士搖滾到「普普音樂」（POP music），表面上喧囂擾攘，震耳欲聾，其實卻已乖離傳統音樂的精神，在強顏歡笑之中，透示了現代人的不滿與煩悶，其情淒而悲，其音哀以思；至於文學，從「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降，無一不是抒寫了西方人心靈的苦悶與無奈，卡夫卡（Kafka）的「蛻變」、「審判」、喬艾斯（J.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福克納（Faulkner）的「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卡繆（Camus）的「異鄉人（The Stranger）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艾略特（T.S. Eliot）的一首名詩：「空洞的人」（The Hollow Man），把西方人靈魂的僵化與心靈的空虛，表述得淋漓盡致——
「我們是空洞的人，
我們是填塞的人，
大家倚靠在一起，
腦袋裏盡是草包填塞不已。
只有輪廓而無形體，只有影子而無色彩，
癱瘓了的力量，毫無動作的手勢……
失落了淬厲的靈魂，只是一些
空洞的人，填塞的人……」
從學術的層面來看，則問題更為嚴重，且不提因資本主義經濟學與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頡頏，所造成的意識型態之分裂，即純就西方學術的主幹——科學而言，在二十世的初期，也從理論的基礎上，發生了根本的動搖。物理學與數學，一直是自然科學的主導學科，到十九世紀為止，幾乎整個的西方科學、哲學、與形上學，都已植基於此，而牛頓物理學的體系，到十九世紀也似乎已經窮究天人、完美無缺，數學上的前衛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駭人聽聞。可是不旋踵間，先是集合論裏發現了所謂「詭論」（Paradox），也就是說：在理論數學上，從顯然簡單清晰的預設出發，用絕對正確的推論方法，卻會得到矛盾的結果，這就從根搖撼了數學的基磐，雖然，經過不少數理名家在數理邏輯方面的努力，已暫時補塞了這一漏洞，並且還引發了本世紀著名的鉅構：羅素與懷德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維也納學圈後來風行一時的「邏輯實徵論」（Logical Positivism）的學說，但並不能證明，從此數學的基礎不會再出紕漏。相反的，在一九二九年，數學家史谷倫（Skolem）發表了一項定理，說明：就連數學上的基本數系，都無法絕對加以「公理化」（Aximotized），過了兩年，另一數學家戈德爾（Godel）更證明：人類所建立的每一數學體系，都註定是不完整的，數學裡面有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絕對不可能建構出任何絕對完美的體系。這樣一來，任何想以數學作為一切自然科學的基幹的企圖，都已成為十足的夢幻與泡影。
物理學的問題，尤比數學嚴重。本來，牛頓物理學的系統，已公認為絕對真實的自然圖像，根據這一圖像，而形成了「機械論」（Mechanism）的理論基礎，認為：宇宙間的每一事物，都可化約為物質原子的位置和衝力，因此，如果得知一瞬間全部物質質點的位置、和作用於其上的力（或是速度），則此後世界的全部發展，都可以用機械的法則，精確無誤地推算出來。從理論上來檢討，這種「決定論」是正確不訛的。然而，一九二九年，海森堡（Heisenberg）發表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證明：我們不可能同時決定任一電子的位置與速度，這便頓使物理學家們的美夢，倏然破滅。尤有甚者，波爾（Bohr）的「互補定理」（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說明：電子依它前後的時序關係，既可視為一種「波動」，亦可視為一種「質點」，換句話說：連最基本粒子的真正性質，都根本不可能予以界定，因此，整個的物理科學，其精密的程度與理論的脈絡，都受了極大的限制，面臨了無法踰越的「極限」（limit）。
自從「啟蒙運動」之後，西方一直沉浸在極端的樂觀主義之中，雖然其間有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動盪與混亂，但大體而言，西方的各方面都在蒸蒸日上，達爾文的「進化論」，更使西方人相信人類文化，永遠在作直線的進步與上升，未來的遠景，光明而幸福。但是，馬克斯主義的出現，已明顯標示了西方文化的本身，已經發生了嚴厲的危機，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把西方人從無限樂觀的情緒上拉回來，一下子面對了鐵冷的事實與沒落的徵兆。
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今的歷史家們都已承認，並不是由於任何偶發的因素、個人的情緒、民族的仇恨、或其他的什麼理由所導致的，而實在是由於歐洲各國對外擴張、廣拓市場、海外殖民、爭掠原料，以致經濟利益彼此衝突之下，自然形成的一場劫禍。換句話說：這就是西方文化發展至對外擴張漫無止境時，必然產生的結果，也就是整個歐洲走向日暮途窮的一個明顯的里程。
奧斯華．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就正是針對世界大戰的來臨，作反省的思考與苦痛的體認，成稿於一九一四年，而初版於一九一八年的一本名作。
＜二、憂患的智慧＞
非大智大慧的人，不能透視時代的真貌，尤其不能在安逸的氛圍下，預見憂患之將至，史賓格勒身處的時代，在世界大戰之前，本是一個笙歌處處的時候，歐洲文化的魅力，其時已登峰造極，維多利亞的雍容華貴，哈布斯堡的輕歌曼舞，正代表了物質文明高度發揮的實況，歐洲其時一片繁榮，中產階級樂不可支，工業經濟扶搖直上，貿易利益滾滾而來。可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之中，他竟能獨具慧眼，抗懷千古，於戰前就著手寫他的「西方的沒落」。
史賓格勒生於一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柏林大學接受數學、哲學、歷史和人文的教育，以一篇研究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的論文，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然後在滿歷茲的一家中學裡，擔任數學教員，生活極度貧困，住在一間沒有電燈設備的小屋中，獨自做他的研究與沉思的工作，甚至沒有能力購買他所需要的參考書籍。第一次大戰的初期，他在燭光之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上卷，卻乏人問津，無法找到出版商替他出版，直到一九一八年，此書才在維也納首次問世，一時震撼了整個歐洲的文化界，毀譽交加，使他一夜成名，一九二一年，他又收回該書重新校訂，一九二二年再度出版時，下卷亦已完成。這書影響之鉅、享名之隆、評議之多，在西方的哲學文化界，是史無前例的，曾被譯為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蘇俄文、日本文等多種文字。
史賓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