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愛的理論都必須以一種關於人和人類存在的理論為起點。儘管在動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愛，或者說相當於愛的一種東西，但動物的親戀主要是它們本能特性的一部分；而在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本能特性只是作為殘餘的痕跡而起作用。在人的生存中，本質的東西恰恰就在於：他已經從動物的王國中、從本能的適應中脫穎而出。雖然他絕不曾離開自然，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他已經超越了自然；而一旦從自然中掙脫出來，他便不可能返回於自然了；一旦從天國中被拋擲出來，——在這天國中他和自然處於原始的同一狀態——假如他還想返回天國，小天使手中的閃光之劍便擋住了他的去路。人只能通過發展他的理性，通過找到一種新的和諧、一種人間的和諧而向前發展，而不能去追求那一去不復返的前人類的和諧。
當人降臨世上（人類和個人都一樣），他便從一種確定的狀態——像本能那樣地確定——中被扔進一種不確定的、易變的和開放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唯有過去是確定的，關於未來則是只有死亡纔是確定的。
人天生賦有理性，他是「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生物」；他有自我意識，有對其同伴的意識，有對過去的意識，也有對未來可能性的意識。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分離的實體，意識到自己生命的短促；他意識到自己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他意識到他將先於他所愛的人死去，或者他所愛的人死在他的面前；他意識到自己隻身一人，孤苦伶仃，在自然和社會的壓力面前無依無靠，這一切使得這種分離不和的存在對他來說成為一個不堪忍受的牢獄。如果他不能從這個牢獄中解放自己，不能伸出手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與他人、與外界擁抱結合，他就會喪失理性。
這種分離的體驗引起了焦慮；確實，它是一切焦慮的根源。分離意味著隔絕，意味著人毫無能力行使人的權利。因此，分離意味著無依無靠，意味著不能主動地把握世界——事物和他人；它意味著外界能侵犯我，而我則無力對此做出反應。這樣，分離便成了嚴重焦慮的根源。除此之外，它還引起羞恥心和負罪感。這種分離中的負罪和羞恥的體驗，在《聖經》關於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中得到了表現。當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知善惡樹」上的禁果之後，當他們違反了禁令後（如果不是隨便地違反禁令，就不會有善和惡），當他們從原始的動物與自然的和諧中解放出來而成為人，即他們作為人而誕生之後——他們看到「他們全身裸露，並為此而感到羞恥」。按照十九世紀那種道貌岸然的道德觀看待這個古老而原始的神話，這個故事的重要之點是想告訴我們，亞當和夏娃為著性器官的裸露而感到窘迫；難道我們也應該這麼看嗎？並非如此。以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去理解這個故事，我們就會遺漏其主要之點，這就是：男子和女子意識到自己，並且意識到對方之後，他們意識到了他們的分離和他們之間的區別，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性別。但是在他們認識到彼此間的分離時，他們依然是陌生的，因為他們尚未學會互愛（這一點在這個事實中表現得很清楚，即與其說亞當努力保護夏娃，不如說他通過責備夏娃而保護自己）。人類分離的意識，沒有愛的重新結合——就是羞恥心的根源，同時也是負罪和焦慮的根源。
因此，人類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這種分離，脫離其隻身一人的牢獄。實現這一目的的絕對失敗意味著理性的喪失，因為，只有通過這樣一種從外部世界的根本回撤，以使分離感消失——因為這個使人分離的外部世界似乎已經消失了——才能克服這種令人恐慌的完全孤獨的狀態。
人類——在任何時代、任何文化中——都面臨著同一個問題，都要解決同一個問題：怎樣克服分離，怎樣實現結合，怎樣超越個人的自身生活，並找回和諧。無論是居住在洞穴裏的原始人、照看著羊群的遊牧人，還是對埃及的農民、腓尼基的商人、羅馬的士兵，無論是對中世紀的僧侶、日本的武士，還是對現代的職員和工廠的工人，問題都是一樣的。因為它產生於同一個基礎：人類的情境，人類存在的處境。答案則是多樣化的。它可以通過動物崇拜而得到解決，可以通過人類犧牲或軍事征服得到解決，也可以通過縱慾奢華、禁慾克己、拚命工作、藝術創造、愛上帝、愛人類以及其它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儘管有過許多種答案——人類歷史就是這些答案的記錄——但是答案卻不是數不清的。相反，一旦我們省略去那些屬於枝微末節的細小差別，我們就會發現已得出的答案是很有限的，並且這些答案只能是由人類在其所生活的多種文化中得出。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就是這些答案的歷史，就是這些答案的多樣性的歷史，也是它們在數量上的有限性的歷史。
在某種程度上，問題的解答依賴於個人所達到的個性化程度。在嬰兒身上，自我（I—ness）的意識發展不快；嬰兒仍然感到和母親是一體，只要母親在場，他便不會有分離感。他的孤獨感為母親的身體、乳房和皮膚的在場所彌補。只有當孩子發展了其孤獨感和個性時，母親的身體在場才不足以再治癒這些感覺，克服分離的需要才以其它的方式產生出來。
同樣，人類在其幼年時期，仍然感到他和自然是合一的。土壤、動物、植物依然是人的世界。人視自己與動物相同一；早期人類穿著獸皮製衣，崇拜圖騰動物或動物神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人類越是從這些原始的結合中擺脫出來，他和自然界就越是分離，尋找擺脫分離的新途徑之需求就越是強烈。
實現這個目的的一種方式是各種各樣的狂歡狀況。這些狂歡可以用一種自我迷醉的形式，有時還藉助於麻醉品。原始部落的許多儀式提供了一幅這類解決方法的生動畫面。在這種迷狂的瞬間狀態中，外部世界消失了，由外部世界而產生的分離感也隨之消失了。又由於這種儀式是一種共同的實踐，因此，增加了一種與群體混同為一的體驗。與之緊密相關，並且常常和這種狂歡的解決方法混合在一起的是性的體驗。性高潮能夠產生一種狀態，類似於出神所產生的狀態或某些麻醉劑所達到的效果。群交的性狂歡儀式是許多原始部落儀式的一部分。狂歡的體驗之後，人們似乎能有一陣少受分離之苦。慢慢地，焦慮的壓力逐漸上升，然後通過重複先前的儀式，使這種焦慮再次減少。
只要這種狂歡狀態是在一個部落裏共同實踐的問題，它們就不會產生焦慮或負罪感。以這種方式行動是正當的，甚至是至善至德的，因為它是大家共享的一種方式，是為巫師或祭司所贊成、所要求的；因此，沒有理由感到負罪感或羞恥。但是，同樣的解決方法，如果是由這種共同實踐之後的另一層次文化中的某個人所選用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酗酒和麻醉癮是個人在一種非狂歡文化中所選擇的方式，與那些參與社會約定的解決方式的個人完全不同，前者就要大吃負罪和自責的苦頭。儘管他們企圖在酒精或麻醉劑中尋求解脫分離的方法，但是在狂歡的體驗結束之後，他們感到更加分離，於是被迫愈益頻繁、愈益強烈地求助於這種狂歡。與之差別不大的是求助於性狂歡的解決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克服分離的一種自然和正常的形式，是對孤獨問題的一種部分解答。然而，對於許多沒有用其他方法來減輕其分離感的人來說，尋求性高潮所起的作用與酗酒和毒癮的作用沒有多大差別。在絕望中，他力圖逃脫由分離而造成的焦慮，其結果只能是愈加強烈的分離感。因為除了瞬息之間，性行為永遠不會在兩個毫不相愛的人之間架起橋樑。
所有狂歡型融合形式都有三個特徵：它們是強烈的，甚至是狂暴的；它們發生在整個人格、精神和肉體中；它們是短暫的和週期性的。然而，人類在過去和現在都更為頻繁地選用的一種融合方式，卻導致了與之恰恰相反的情形：這裡，又有一個值得重視的發展過程。
在原始社會中，群體很小，它由享有共同的血緣和土地關係的人們所組成。伴隨著文化的發展，群體日益擴大；成為一個城邦的城民，一個大國的百姓，一個教會的成員。即便是最貧窮的羅馬人也會因為他能說出「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而感到驕傲；羅馬和羅馬帝國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家鄉，他的世界。在當代西方社會裏，與群體的融合也是克服分離的普遍方式。在這樣一種融合中，個人的自我消失在一個大範圍內，目的是要使自我歸屬於群體。如果我和其他人都一樣，如果我沒有與眾不同的情感或思想，如果我遵從集體的習慣、服飾甚至觀點的模式，那麼，我就得救了；我就從駭人的孤獨體驗中得救了。極權制度利用威脅和恐嚇的手段，導致這種遵從；而民主制國家則運用啟發和宣傳的手段，同樣導致這種遵從。當然，兩種制度之間是有很大區別的。在民主國家裏，可能出現不遵從，事實上，這種情況不可能完全沒有；在極權制度下，只會有極少數超乎常人的英雄和殉道者拒絕順從。但是，儘管存在這種區別，民主社會卻表現出壓倒一切的一致。原因在於這樣一種事實，即對追求融合的問題必須做出一個回答，而且，如果沒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