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首歌》。有一首什麼樣的歌？席慕蓉說，她當初（推算起來，大約是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初入小學，「我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卻學會了一首老師教的歌。」這首歌的歌詞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那裏？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這裡。
後來，（大約距今未久），在新竹，她的女兒讀幼稚園了。有一天，這個三歲多的小天使從幼稚園裏帶回來一支新歌要唱給母親聽。這可愛的女孩用那稚嫩的童音唱出來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那裏？
在臺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這裡。
席慕蓉寫道：「剎那之間，幾十年來家國的憂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從我心中翻騰而起，我幾乎要失聲驚呼了。」以致在含糊的應付了女兒的詢問之後「一個人站在屋子的中間，發現熱淚已流得滿臉。」
所謂「作家寫出來的，只是冰山的尖頂」，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不過是一首兒歌罷了，老師用四句簡單的歌詞教小朋友溫習數字，這首歌由民國三十幾年傳到民國六十幾年，由南京傳到臺北，因地制宜而改了幾個字。那說不清楚的四十年來家國，說不完的十萬里地山河，卻在這一改之間洶湧而出，產生了極大的沖激力。為什麼我的朋友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我的朋友在臺北、新竹？昔日住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有幾人來到臺北新竹？那仍留在上海南京的，是否還是我的朋友？而我來到臺北新竹之後究竟又交上了多少朋友？老朋友是否有一天能夠失而復得？新朋友是否會得而復失？這千種百樣，都隨著作者的筆勢，化成了我們心頭的翻騰。
這一場小小的戲劇，是頗知憂患的母親和三歲的稚女之間的對話。這位母親原和我們讀者一樣，對於馬上就要承受的撞擊是毫無準備的。她聽到了新歌，「幾乎是失聲驚呼了，轉身站起來面對著幼小的女兒」，而那不解人事的小女孩卻一味追問「寶貝唱得好不好聽？」媽媽失色的表情，小女孩是看不出來的，媽媽回答「寶貝唱得好聽」時聲音裏的嗚咽，是小女孩聽不出來的。而媽媽獨自站在屋子中間「發現」自己流淚，更是一邊唱著一邊跳到屋外去的小女孩所不能想像、不能了解的。作者十分平易同時也十分生動的寫出了經驗的傳遞、情感的共鳴雖是人生迫切的要求，但有時卻只能極為苦澀的獨自吞咽下去，甚至連吞咽的聲音也發不出來。
我想，凡是由「我的朋友在上海南京」過渡到「我的朋友在臺北新竹」的人，總會有幾件和《有一首歌》同類近似的見聞吧。許多年前，我在電視臺打工，當時也常常聽到《有一首歌》，歌詞好像是這樣的：
我要騎著那小木馬，
騎著小木馬走天涯，
早晨出三峽，
中午經長沙，
到了晚上宿金華。
這也是一首兒歌，作詞者是為了滿足兒童的幻想而構思的。可是越聽越不對勁，在臺灣生長的小孩子，怎知道長沙和三峽隔多遠呢？怎知道金華在那裏呢？而且大陸並未光復，旅行懸為厲禁，他不能、也不該去到那些地方漫遊的啊。於是，這首歌的歌詞得改。
大約是，執筆修改的人認為臺灣幅員太小，難以發生浪跡天涯的快感，所以修改後的歌詞乃是：
我要騎著那小木馬，
騎著小木馬走天涯，
早上出海牙，
中午經羅馬，
到了晚上住華沙。
我當時也幾乎為之潸然淚下，「男兒志在四方」，這四方竟只能是異國外洋！修改歌詞的人無意而忠實的作了社會心理的一面鏡子。多年來，這個材料在我心中釀酒，現在我想可以放棄了，因為席慕蓉把她的《有一首歌》處理得如此之好，同一種題材引起的同一種感受，只要有人先一步成功的表現出來，後一步的人就擱筆了吧。讀者的記性有限，文評家的精力有限，誇張一點說，文學史的篇幅也有限，他們只能抓住一個最好的做代表。中國人一向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可是我也相信巴爾札克傳下來的一句話：「在文學的國度裏是沒有中產階級的啊。」
二
如前引述，席慕蓉藉《有一首歌》發抒「時代感情」，用筆是極其含蓄的。即使如此，她在《有一首歌》裡面，並不常去觸弄諸如此類敏感的、高音的、極其入世的、「男性化」的題材，她把焦點放在家，孩子，院中的樹以及樹上的鳥，盛開的花，回味無窮的旅行諸般事物之上。還有她的畫，她的個人趣味，等等，等等。她有一個十分精緻也相當寧淨的世界。在這個小世界裡，她用筆不但正面切入，肌理露現，而且往復縈迴，勇於發揮。
大體上說，這是一位悟性極高的女作家，描寫在物質基礎具備之後的靈性，描寫有教養有節制之後的純樸天真，從而提供了大眾化的禪意哲理，幾幾乎描繪出一種生活方式來。本書第二十三頁，作者在＜夏天的日記＞裏有一段話，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創作旨趣，不啻是一為變形的序。文中有一段話說：
就好像小時候在玻璃窗前就著光慢慢的描著繡花的圈樣一樣：一張紙在下，一張紙在上，下面的那張是向同學借來的圖樣，上面的那張是我準備好的白紙。窗戶很高，陽光很亮，我抬著雙手仰著頭，聚精會神一筆一筆的描繪起來，終於把模糊的圖樣完全謄印到我的白紙上來了。等到把兩張紙並排放到桌上欣賞的時候，覺得我描摹出來的花樣，比它原來的底稿還要好看，還要出色。
底下原有的圖樣，是她的生活，上面一張新畫成的圖樣，是她的畫，她的詩，她的散文。作品是作者對人生的解釋，她在散文中所表現的是經她解釋過了的人生，而她對生活的體認是「知足」是「充滿感激」，是「世間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這種感悟並不是像標籤貼在文章前頭，而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充沛於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句之中，而是用這種心情重新生活過，再寫下來。這樣「說到做到」的作品是相當難得的。寫下來的生活，自然是更好看、更出色的生活。
周詳的論說太占篇幅了，只選一段做個例子吧，作者說當「我」很小的時候，有人給了「我」一塊很漂亮的小石頭，「我」走出走進都帶著，愛不釋手。可是有一天傍晚，「我」忽然起了個念頭，把石頭往身後反拋出去，看能不能再找回來；結果呢，石頭落進草叢裏，竟再也無影無蹤了，只落得無數慌亂與悔恨。
作者說：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走過不少地方，經歷過不少事情，看過不少石頭，家裏也搜集了不少美麗的或者奇怪的礦石，但是，沒有一顆可以替代、可以讓我忘記我五歲時丟失的那一顆。
作者說：
想一想，當年的我若是能在那個傍晚找回那顆石頭，在小小的五歲孩童的手中又能保留多久呢？……可是，就因為那天的我始終沒能把它找回來，它因此反而始終不會消失，始終停留在我的心裡，變成了我心中最深處的一種模糊的憾恨，而它的形像也因為這一種憾恨的襯托而變得清晰與美麗了。
失去了一塊普通的漂亮的石頭，卻「得到」一顆珍貴的「寶石」，失比得更為有福。基於這種領悟，作者進而「以不同的角度」談到離別。她反復的沉吟：
真有離別嗎？
在她看來，沒有。因為：
如果在離別之後，一切的記憶反而更形清晰，所有相聚時被忽略了的細節也都一一想起，並且在心裡反復的溫習。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在回溯時都有了一層更深的含意，每一段景物的變化在回首之時也都有了一層更溫柔的光澤，那麼，離別又有什麼不好呢？
她反復的申說，反復的問：
離別又有什麼不好呢？
既然連「失去」都可以是人生的一種福利，「得到」更是甜美得泌入心脾了。作為詩人和畫家的席慕蓉絕未諱言她怎樣享受她的生活，對於鳥聲：「我每天都能聽到牠們那種特別細又特別嬌的鳴聲，聽了就讓我想微笑，想再聽。」對於曬衣房裏掛在竹竿上的衣服：「孩子們現在這樣幼小，這樣可愛，這樣單純的依賴著我們，竹竿上曬著的他們的小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掛在一起，好像衣服也有一種特殊的語言。」買菜的日子：「尋常的市井人生，尋常的熙熙攘攘，手上拿著一斤半斤的青菜，在木瓜、西瓜和荔枝之間挑挑揀揀，享受著一個尋常婦人所能得到的種種快樂。」她，在鳥聲中醒來，在花香中、在「何必在意那餘年還有幾許」的歌聲中沉沉睡去。她曾經獨自騎著車在迂迴的山路上追逐月亮，曾經在暮色裏抱著一束百合，無端淚落如雨……
她寫得那樣迷人，你不能不說，那樣活是她的權利。
她寫得那樣有說服力，你不能不想，如果不能那樣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