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代有人說，中共對外統戰，對內號召，用盡世上一切有吸引力的名詞，獨獨對「自由」二字諱莫如深。現在，年頭到底不同了，「紅杏枝頭春意鬧」，喧嘩的是創作自由。
時維一九八五，大陸文壇諸君子對這創作自由四字真言是怎樣理解的呢，一時還不甚清晰。依我們方外人看，創作自由的上游是思想自由，創作自由的下游是出版自由，三者一貫。
倘若沒有思想自由則所謂創作自由不過是夜半關門寫禁書罷了，不過是禁止公安人員闖入民宅搜索原稿罷了，這比起紅衛兵作風來固然是後勝於前，但是距離作家所嚮往的創作自由相去甚遠了。
如果沒有出版自由，則作家嘔血成書以後，沒有人給他印，沒有人給他銷，又不許他自印自銷，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管道阻塞不通，則創作自由不過是孤芳自賞的自由，藏之名山的自由，鼎折一足，是一種殘廢了的自由。
如今，一方面宣布作家可以自行決定創作的題材和表達的方式，一方面咬定了四個堅持，這「自行決定」和「四個堅持」兩者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呢？是否意味著作家是在設定的大原則之下只有技術性的自由呢？是否意味著作家甚至整個文壇不能肯定他創作的成果，隨時等候「最後審判」呢？
二
作家為什麼要自由？為什麼要那麼多的自由？千言萬語一句話，給他自由，他才會做出好東西來。
養鳥的人都知逍，要怎樣順著鳥性，它才唱得悅耳動聽。毛澤東大概是從不養鳥的吧，他竟然不顧作家這種「動物」的習性，在他幾十年的「一個堅持」之下，作家只有做「馴服工具」的自由。他主政三十年，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廢紙製造家。文革十年，登峰造極，他把作家製造成一隻一隻音樂鳥，上足了發條唱一成不變的歌。
毛對作家的控制如此徹底，要求如此嚴格，時間如此之久，而大陸作家人才如此之多，奉行毛的指示如此狂熱認真，結果如何呢？結果如何呢？如果「領導」「紀律」能產生傑出的作品，中國應該包辦諾貝爾獎了吧，如果毛澤東還不行，誰又能比他做得更多呢？
在方外人看來，毛所做的，好比是一次最完善的實驗，實驗的結果已成定律，任何人不必再做一次。
那麼剩下的路就是，作家要有創作自由。
最近，在震天價創作白山的呼聲中，巴金、夏衍、陳白塵，都公開了三十年代的甜蜜回憶。三十年代，國民黨以黨治國，是左翼文人抨擊的一個時代，可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那假時代產生的啊！中國新文學的重要的成果是那個時代結成的啊！為什麼，因為那時候他們還有一些創作的自由啊！
三
作家有了自由，會不會寫出一些有害的作品來呢？
倒是有這個可能，因此，歷來有人主張嚴厲的管制文藝。「管得太多，文藝沒希望」嗎，也沒有關係，寧可沒有文藝，也不要有害的文藝，也就是說，與其是負一，不如是零。
不過負一可能轉換成正一，而零永遠是零。
史記，對漢高祖的形象是有害的，但是，西東兩漢享國久、不過四百年，在這四百年內，對朝廷來說，史記容或是個負數，但唐宋以下，不管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以我們有一部史記為慰為傲，它變成正數了。
紅樓夢揭露清室貴族的荒淫墮落，自揚家醜，有害，是負數，可是不旋踵間，它成為我們民族的家珍了。
就拿三十年代的左派文學來說吧，國民黨人到現在提起來創巨痛深，但是，聽巴金、夏衍、陳白塵諸人的語氣，彷彿是，國民黨訓政時期中國文壇能產生那麼多佳作，倒也是頗足稱道呢，僅此而論，三十年代文學對國民黨人也並非全無正面的意義。
只要作品好，有價值，今天的負數可能是明天的正數，今天的執政者忍一忍，放一馬，付一點「社會成本」，明天的子子孫孫會感激你。
創作自由的意義是：寧要負一，不要零。
再說一遍：寧要負一，天下後世可能得到正一，寧要零，那就只能是零，永遠是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