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副刊》刊出徐民和先生的＜流沙河隔海談詩＞，使我得以略窺大陸文壇對臺灣現代詩的代表性意見，頗有所感。
據徐先生大作轉述，流沙河先生的態度很客氣，「希望彼島的詩人和詩論家有以教我。」我判斷「彼島」大概沒有迴響，不才區區現居紐約，既非詩人，亦非詩論家，卻是臺灣現代詩興起的一個目擊者，略抒所見，對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或不無參考價值。
首先我想到的是，大陸作家評鑑臺灣的文學作品，目前最好先使用「新批評」的方法，就作品論作品，不把文學發展史當做社會發展史的零件。何以故？因為一般而言，大陸作家對臺灣社會四十年來的情況還不夠了解。舉例來說，認為臺灣現代詩的興起，是因為「臺灣當權者顢頇已極，毫無言論自由可言，逼得有些詩人吞吞吐吐，轉彎抹角，朦朧晦澀，象徵影射。」就和我的親身體察不同。
我記得，國府退守臺灣之初，確實對傳播工具控制得很緊，「反共文學」是真正的主流。但是，經過幾番寒來暑往之後，（我不是史家，不能指定那一年是轉捩點。）情勢發生如下的變化：
一、國府的經濟政策開始作出成績來。一如歷史經驗所示，人民在生活水準提高時，即要求較多的自由。
二、自韓戰發生，美國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以後，「反攻大陸」和「解放臺灣」都無限期擱下來，臺灣逐漸步入它的「承平期」，一如歷史經驗所示，人民在戰爭威脅解除以後即要求更多的自由。
據我所知，臺灣現代詩的興起，是某些詩人擴張其創作自由的表現，似乎並非國民黨「壓迫」的結果。當然，這裡有一個問題必須答覆，詩人既有了較大的自由，為何不明白曉暢直抒胸臆，卻要「朦朧晦澀」呢？在我看來，當時的情形是：
一、在寫實主義獨霸中國文壇數十年後，臺灣的一部分詩人想脫出陳套，另覓蹊徑。（似非由於島上的新詩斷了五四文學的乳汁所致。）
二、當時，某些詩人覺得世事日趨荒謬，（請注意，我們的感觸是「世事」荒謬，而非僅是臺灣的事荒謬。）傳統所謂理性難以解釋，所謂秩序亦難以規範。因之，他們需要「設計」（請注意這兩個字）一種「混亂」的語言形式予以表現。
我想我的說法雖欠淵博雄辯，當與事實比較切合，君不見大陸上的朦朧詩，也是在「文革」之後出現的嗎？文革給他們切膚刻骨的「荒謬」，而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則給他們「設計」的自由。
但是「朦朧詩」在大陸上難成大器，「現代詩」在臺灣卻顯赫一時。這是因為：
一、臺灣的詩人可以自己辦詩刊，自己出詩集，自己寫論文鼓吹自己的主張。
二、臺灣的報紙雜誌在市場上互相競爭，競爭最忌守成，最尚求新，因此紛紛邀請現代派的詩人寫稿。
在臺灣，反對現代詩的人也不少，這些人與「現代詩人」之間有一次論戰。陣腳穩住之後，詩人們內部為了「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明晰與晦澀」「普及與提高」等等問題發生爭執，又演為論戰。兩次論戰都十分熱鬧。大體上說，兩次論戰的結果是：
一、詩人與社會進行了溝通，解除了許多人的疑慮，也使愛詩的人增進了欣賞的能力。
二、詩人之間逐漸能夠容忍異己，調整自己，不知不覺擴大了「現代詩」的定義，使現代詩推廣到「實驗室」外。
我想，流沙河先生如果閱讀過上述的文獻，（這些文獻的蒐集是很困難的，）就不會說現代詩在臺灣終於「衰落」。不錯，那些詩人在論戰之初，為了旗幟鮮明，武器銳利，有些話未免說過了頭，後來不能完全實踐，可是在文學史上，那一次運動不是這個樣子呢？現代詩在臺灣經過湯因比式的「挑戰與回應」，「退出與復回」，終使詩境詩貌為之一新，至今仍與「寫實主義」的詩風迥乎不同。而且它在立意、取材和修辭布局各方面的影響，及於散文和小說，以致「現代散文」和「現代小說」之名次第出現。直到某年某月某日，它們才遭遇到一個「勁敵」——鄉土文學，但鄉土文學在小說方面以寫實的風格奪壘成功，在詩的技巧方面，卻是大多與「現代」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