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Ｍ《我們》一劇，在北京演出，遭禁，移上海演出，又禁。消息傳來，海外震動，但是我想，大概沒啥了不得，劇本能上演，自然是先經審查通過了的，北京演不成，上海卻以為但演無妨，可見劇本在「大原則」上沒有問題，只不過黨內部有不同意見而已，方外人不必寄以「厚望」。現在從北美日報上讀到了ＷＭ的劇本，覺得自己似乎沒有猜錯。ＷＭ的臺詞縱橫諷刺，觸及雷鋒，階級鬥爭，紅衛兵，江青，毛語錄，人民日報文革時期的社論，憶苦思甜，這些都是「舊事物」，舞臺上嘲弄一番，一面是為了吸引觀眾，恕我直言，一方面也在迎合當局，這，怎麼還會有問題？共產黨真難伺候啊！
針對「新事物」，ＷＭ諷刺社會風氣，應該在政策允許的範圍以內。比較「刺眼」的，是不客氣的批評了「平反」所造成的新階級。例如劇中人於大海就衝著一個高幹子弟叫嚷：
「我們辦個事兒怎麼就那麼難？你們怎麼就那麼容易？敢情中國這點兒自由民主，全讓你們這幫少爺秧子佔了去了，連一點兒也不給老百性留下呀！」
ＷＭ冷諷熱嘲，新聞電訊特別提到劇中女知青拿人民日報當衛生紙。此劇在北京上海演出時，觀眾的反應一定很熱烈，可是，如果移到香港演出呢？劇中一幕，下鄉勞動的知識青年住在簡陋的小屋裏，寒夜風緊，一下子把門颳掉了，於是其中一人大叫「雷鋒叔叔，救救可憐的知青吧。」演到此處，想像中北京劇場的鬨堂大樂，不可能在香港劇場出現，因為香港人縱然知道什麼是「知青」，誰是雷鋒，畢竟沒參加過全國人民「一筆一畫學雷鋒」的運動，感受不深，領會也就不多。不僅如此，二十年後，恐怕連北京的觀眾也隔膜了。ＷＭ的喜劇效果多從時事中「抓哏」而來，好比應時的新鮮瓜果。荔枝離開嶺南，三天以後色香味都變了，奈何奈何！
不過，容我指出，ＷＭ在北京上海能使中國人微笑大笑面對文革，其事甚有意義。文革事平，文學的第一步反應是悲悲切切的呻吟，他們身被重創，唯一的感覺是痛苦。那幾年，我儘可能涉獵傷痕文學，只在《山東文學》上看見一個短篇是用諷刺的態度寫成，除此以外，竟沒看見用「笑」來批判文革的作品。那時我就想，對如此荒謬的文革，作家什麼時候才產生喜感？讀者什麼時候才對這種喜感能產生共鳴？半夜失火，事主赤身奪門而出，當時自是羞懼難當，終有一天他會覺得此情此景滑稽可笑，那必是事過境遷，他又有了安全的住所之後吧。今天，受過文革蹂躪的人能笑對文革，大概是傷痕變疤痕，可以痛定思痛、化為笑談了吧。夫如是，第一個高興的，應該是當年倡導「療傷止痛」的鄧大人，然而道路相傳，決定禁止ＷＭ演出的，正是他！
我偏袒ＷＭ了嗎？也許是吧。我得承認，作家，即使是國內「民主專政」下成長的作家，總有種種想法和掌握政權的人不同，而寄身方外的人，也總有種種想法和國內同文相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