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賣餃子的山東劉作義，被法院誤認為是開空頭支票的河南劉作義，判令償款二百八十七萬元，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報上的消息說，無辜的劉作義上訴後，已獲高院判決，發回地院更審，更審的結果是無罪。
賣餃子的劉作義先生要無緣無故打三次官司：第一次他被地院判罪，第二次，上訴；第三次更審後無罪。在我們不懂法律的人看，實在不合情理。地院在對山東的劉作義判令償款後，立即發覺實際上欠款的是河南劉作義，法院竟不能自動將顯然錯誤的判決更正，必令其上訴高院，高院既發現地院判錯了人，竟不能將原判決廢棄了事，必令地院更審自行更正，害得這位劉先生揮汗出入兩院，未免太不「便民」了。
當劉案發生後不久，羅東曾出現情節類似的「薛案」。有薛伯偉先生者，因「侵占罪」被法院起訴，法官發現實際上另有一個薛伯偉才是真正的嫌犯時，立即作成判決，認為這個受同名之累的薛伯偉乃是「未經起訴之人」，是「被告以外之人」，「法院不能就未起訴之人審制，起訴書的效力，不及於指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是這位薛伯偉先生「逍遙法內」，不必為明天憂慮。否則，羅東當地又沒有高等法院，薛伯偉比劉作義還要受更多的奔波勞碌。
若將薛案比劉案，我這個不懂法律的人有一疑惑：劉作義也是「未經起訴之人」，也是「被告以外之人」。既然「法院不能就未經起訴之入審判」，豈不是更不能「就未經起訴之人判決？」既然「起訴書的效力」不及於指定被告以外之人，「判決書的效力」又何嘗不然？這樣的判決，為何不能用很簡易的程序使其失效？
由於同名之累層出不窮，使人想到司法警察對被告或嫌疑犯的身份應該仔細查證。臺灣戶籍登記很嚴密，不愁資料不夠。五月間，警察到旅館逮捕通緝犯許清課，這位許清課先生力辯他是澎湖殷商，與逃犯絕非一人，他要求前來執行勤務的警察主席立即打長途電話向澎湖警局查證，據新聞報導說，為那兩位警察拒絕，他們只相信自己的第六感。糾纏多時，人雖終免於被捕，但大好睡眠卻被白白犧牲。真是冤枉——但是，也未嘗不可以說真是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