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個秀才，整天抓耳撓腮、唉聲嘆氣也寫不成一篇文章。他的太太在旁「噗哧」一笑：「怎麼你們秀才做文章比我們女人生孩子還難？」秀才說：「你們肚子裡有孩子，當然生得出孩子來；我們肚子裡沒有文章，怎麼做得出文章？」這個故事用笑料點破了文學創作與懷孕生育兩者的相似之處：作文的人必先「肚子裡有文章」，一如婦人生育必先「肚子裡有孩子」。故事裡面的那個秀才似乎並不明白這層道理，他說「肚子裡沒有文章」，意思是胎兒乃有形之物，瓜熟自然蒂落；文章乃無形之物，何處撲影捉風？他這句話是理直氣壯說出來的。殊不知寫作是誠於中而後形於外，是作者的「腹中」先有了「內容」，內容組成形式，化為媒介，因此，「肚子裡沒有文章」恰恰是秀才對自己的嘲笑。
許多人說，蚌怎樣生出明珠，作家也怎樣產生作品。蚌在河岸海灘張開介殼，迎接陽光，它是無猜的，不設防的，沒有預定計劃的。誰知一陣風吹過，蚌肉裡落進一粒沙子。蚌肉是那麼細嫩，而沙子那麼粗糙堅硬，真是一種難堪的侵害。蚌在受辱之後趕快把外殼合起來，關得那麼緊，那麼嚴密，可是它再也沒有辦法把已經侵入的沙粒排出去，那沙子摩擦它，傷害它，無止無休地折磨它，它只有從體內分泌出一種含有雲母的粘液，塗在沙粒外面來減輕痛苦，雲母乾了，再塗一層，——再塗一層，專心致志，念茲在茲，直到有一天，那粒沙子變成了珍珠。
人在幼兒時期簡直是個暴君，無論他想做什麼父母都得依著他。幸虧他的慾望非常簡單。等他慢慢長大，面對社會，他就逐漸嘗到挫折的滋味。人，可以說是在挫折中成長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與人言無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傷害」，終生隱隱作痛。在他心裡有蟲子咬他，熱鐵烙他，尖針刺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忘不了，拋不下，躲不掉。他刻骨地想，內在語言如潮海翻騰。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去減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學創作。
且拿失戀作例子。失戀是人生的一種挫折，受到這種挫折的人多半把痛苦藏在心裡，他不讓別人分擔，別人也無法分擔。他晝夜咀嚼苦果，吞咽苦汁，瘋狂地思念那一切，越想越痛苦，但是不想更痛苦，於是擁抱那痛苦成了減輕痛苦的方法。起初，內在語言是混亂的，不成形的，但是，想著想著，在想了千次萬次以後，他能在一段距離之外省察那痛苦，思念依然在循環不已地進行，內在語言卻有了秩序和樣式，想著想著，又想了千遍萬遍之後，痛苦化入那語言作成的形式之中，翕然無間。有一天，內在語言變成了書面語言，痛苦也隨著從內心移到紙上，藏在物質裡。這就像嬰兒脫離了母體一樣，孕婦的災難已完結，創造的滿足隨即到來。那失戀的滋味本來不堪一說，現在卻有一種方法向天下的陌生人傾訴，非但不會招致譏諷，進而由他們分擔痛苦，也由他們分享那痛苦解脫之後的了悟。但是並非所有的介殼類動物皆可生珠。有人在失戀之後整天打牌，有人因不能升級而終日飲酒，有人在陰曆元旦那天心情不好，就拿起電話隨便撥個號碼，告訴對方：「你家有一個人馬上要死。」有人聽見別人生了孩子馬上嘆息：「又是一個討債鬼！」因為他結婚多年還生不出孩子來。殷浩受了挫折，心中念念不忘，可惜只是在家「咄咄書空」，未能「珠胎暗結」。屈原行吟江畔，才念出來《天問》、《九歌》。作家是一種什麼樣的人？別人虧待他，迫害他，他卻生出美，生出價值，生出人類文化的產業來，所以好的作家是國家社會一寶。
文學作品感性為表，理性為裡，具體中見抽象，寓大於小。作家創作時或者從具體出發，或者以抽象為起點。一篇作品，如果因「心的傷害」而來，它的孕育過程乃是由具體到抽象，由感性而理性，因為傷害由生活的事件造成，而事件是具體的。安徒生號稱「童話之王」，受舉世推崇，但他的童年在別人的輕視與壓抑下度過，並不「絢爛」，他的心靈的傷痕可以從《醜小鴨》中窺見。我們都知道母鴨自己不能孵出小鴨來，主婦把鴨蛋混在雞蛋裡讓母雞去孵化，雛鴨混在一群雛雞裡難免遭受歧視，然而小鴨中卻有天鵝，有朝一日飛上天去！「醜小鴨」究竟是指安徒生自己，還是指他鄰家的一個女孩？這個問題在這裡無關緊要，若論起點，醜小鴨當然是安徒生的「心路歷程」，若要推究終極，安徒生的醜小鴨可以安慰勉勵一切眾生！
從前，我是說當我還是一隻雛雞或雛鴨的那年代，不作興父母對孩子按時發放零用錢，我們常常為了沒有支配物質的權力而煩惱，常常覺得有些沉甸甸的東西壓在心上，「生活」迫使我們反覆思索此事，有時到了「魂牽夢繞」的程度。那時我們有一種幻想，以為把瓦片埋在地下，日久會變成銅幣。於是我們搜集一些乾淨漂亮的碎瓦，找荒僻幽靜的地方去埋藏，有時候我知道這是一種遊戲，有時候十分認真。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些瓦片埋在哪裡。我讀書讀到尤裡西斯裝瘋在田裡種鹽，想到那瓦片。我到銀行去取錢的時候，有時以為是把瓦片挖出來。既然有這種感覺，我知道我「受孕」了。我曾經想寫一個故事：台灣南部農村裡有一個孩子，他沒有零用錢，他埋瓦片。後來他離開家鄉到很遠的地方——甚至到了國外，把那些瓦片都忘了。後來他回到故鄉，想起瓦片，發現以前埋藏瓦片的地方現在是一座水庫，那汪洋的波光，跟白花花的銀子無異，——這是一層境界。以前埋瓦片的地方現在是一座大廈，底層是一家銀行。他呆立門前看人家出出進進，悵然若失，因為錢都被別人拿走了。——這是另一層境界。我想還可以有別的境界。
作家的觀察力、想像力、體驗的能力都可能因「心的傷害」而增強，「一朝被蛇咬」的人看草繩，必定和一般人不同。有一位作家說，他從小常被後母打罵，挨打的時候鑽到八仙桌下躲避，四條桌腿這種象徵性的柵欄，無效的防禦工事，至今引起他的緊張感。有一位作家愛吃花生米，但不多吃，他可以用五千字寫一粒花生米令人一口氣讀完。他說，童年時隨著祖母逃難，一路上十室九空，他們整天沒有飯吃，祖母不知從哪裡弄到一把花生米，一面拉著他走路一面用花生米喂他。祖母先把一顆花生米塞進孫兒的嘴裡，然後把一顆花生米放在自己的嘴裡，然後再把一顆花生米送進孫兒嘴裡——我們寫八仙桌，寫花生米，一定寫不過他們。
挫敗對作家似乎有益。人生中有種種遭際，在別人看來是負債，對作家卻是收入。「一旦歸為臣虜」對一位國王當然太不幸了，可是對李後主呢？「家破人亡」對任何人都是不幸，可是對曹雪芹呢？有人統計古今中外有多少作家坐過牢，有人指出中國詩裡面的悼亡詩都比定情詩寫得好，下第詩都比應制詩寫得好，除夕做出來的詩都比元旦做出來的好。有人說文藝創作是苦悶的象徵，有人說要造就一個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別讓他得志。進而有人說，作家即使生活得很好，也要有一種「挫敗感」，挫敗感是一種主觀上的不得意，它一如春情發動期，是可以受孕的徵候。這一切說法都是為文學的胎生說下注，傳統的文學理論家自來贊成胎生。
所以，文學創作是「有病呻吟」，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有一位作家說，創作是我的「私事」，與人無涉。另一位作者乾脆提出口號：「為我自己而藝術」。所以，作家的心思意念是無法掩飾的，他的情感是不容虛假的；「愛情和咳嗽都不能隱瞞」，臨盆生子尤然。我喜歡崔寧碾玉的故事，崔寧是一個玉匠，祕密和郡主相愛。在當時，這種戀愛觸犯禮法，他們於是私奔，於是被官府追緝。他們藏得很嚴密，但是崔寧碾出來的玉觀音每一尊都逼肖郡主，無法有別種造形。官府的偵探以崔寧的作品為線索，一路追查，逼得崔寧無處躲藏。崔寧在家庭破碎之後流離失所，雙目失明，他什麼都不能做，可是仍然能夠碾玉，他碾出來的觀音像更精美，觀音的面貌也更像郡主——他的妻子。愛情受到阻撓，婚姻被拆散，崔寧的內心是痛苦的，痛苦產生了藝術，藝術作品流露了他內心的祕密，他不想掩飾，也不能掩飾。有人說作家是一種最不能保守祕密的人，有人說作家以表白心跡為職業，誠然，如果那些作品都由「胎生」而來。
文學作品並非完全出於胎生。胎生之外，另有一種創作程序，可以稱之為「卵生」。母雞從蛋裡孵出小雞來，那些蛋並不是它自己生出來的。有時候，一如《醜小鴨》中所寫，其中還混雜著鴨蛋。無論是自己下的蛋也好，別的雞下的蛋也好，甚至鴨子下的蛋也好，天鵝下的蛋也好，只要蓋在翅膀底下，那母雞就忠實地忘我地擁抱那些蛋，就會在半昏迷狀態中發著高燒，用自己的體溫去孵化那些蛋。它不準任何人碰那些蛋。從那些蛋裡孵出生命來是它的天職，它的宗教。它是那麼認真，那麼熱情，那麼專注持久，以致它和那些蛋不分彼此，合而為一了，它以生命喚醒了蛋中的生命，生生不已、延成一線了。最後，那些蛋變成雞，脫離母雞成為獨立的個體，母雞也清醒過來，恢復正常。——寫作，有時候恰是如此。
卵生和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