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蹟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裡，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並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麼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洩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像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洩出來了：「我外地人怎麼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麼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麼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於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麼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後的路程？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輳，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於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挈，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遊逛，在廣東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麼回事。這年他三十四歲，對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並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並不想放棄科舉，四年後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後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結，並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後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曆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二百三十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於處世，並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二十年後，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麼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後，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後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後由朝廷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拚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後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後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裡，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諡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裡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麼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後，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於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於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麼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