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筆記》，以「一個王朝的背影」始，以「歷史的暗角」終，確實使人感到意外—因為筆記的最後一篇是在分析、怒斥一些歷史上的小人。我想，如果余先生在聲名日隆的今天不碰上現實中的小人的糾纏，是不會花費筆墨衝破山居的清幽的吧。
「小人」是什麼？其實很難定義。早在二千多年前先秦諸子的論著中，就出現了「小人」的提法，似乎是「君子」的反義詞。但我總感到，「小人」的提法雖模糊，卻在正常的人群中有共同的認識：某人若被他人斥為「小人」，那真是莫大的恥辱了。我現在拈起這們詞，都感到是重量級的；似違君子之德。
正如余先生的分析，「小人」的產生，有其社會的、歷史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小人」的生存和繁衍，實際上與「君子」的行為相伴隨，若光與陰，陰與陽。「小人」是不會滅絕的。
太久遠的歷史，不必說了。就說大陸近四十幾年的歷史吧，如果政治運動不斷，隔七、八年就來一次，那真為無數的「小人」提供了釋放能量的歷史機遇。現在不作興搞運動了，而「小人」不滅，總得想方設法宣洩，所以才形成曠日持久的社會污染。對搞權術的人來說，「小人」還是一支可依賴的別動隊，如孟嘗君不輕視雞鳴狗盜之徒。
大凡受到「小人」糾纏的人，總是在一定的環境裡與眾不同的佼佼者。他們或是在學術研究上有建樹，或是在文藝創作上成績大，受到了社會的注意；同時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在有些地方，甚至一位女子的美貌，也能成為「小人」攻擊的動因。由於「小人」的存在，許多天才中途夭折；一些美麗的女子以死來宣告自己的清白。「小人」在某種事件中是個人，在社會歷史中卻是一個類。
有沒有辦法消除「小人」存在的土壤，讓中華大地成為理想中的「君子國」呢？—近於幻想。俗話說：樹大招風。一個享有大名，或有所追求的人，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受「小人」的攻擊，這好像已成為必要的阻力。「小人」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重要的是如何來處置。讀完余先生《山居筆記》的最後一篇，我就想起當年胡適先生對待「罵」的態度。在《胡適來往書信選》「致楊杏佛」的信中，先生寫道—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溫柔敦厚，豁達雍容如胡適先生，是這樣對待「小人」的辱罵。
三、四十年代，一直敏於行、訥於言的巴金先生，也曾受過無聊小報、社會小人的謠言攻擊。讀巴金研究資料時，我就記住了先生對待這些麻煩時，一句斬釘截鐵的話：「我唯一的態度，此是不理！」因為受害者若起而反擊，「小人」反倒高興了，以為他們編造的謠言發生了作用。
施蟄存先生，當年也受過攻擊。沈從文先生聞知後，曾給他寫信—
「上海方面大約習氣所在，故無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時集中於兄，不妨處之以靜，待之以和，時間稍久，即無事矣。——弟於創作即素持此種態度，不求一時即面面周到，唯老老實實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體之批評，無聊之造謠，則從不置辯，亦不究其來源，亦不亟圖說明，一切皆付之『時間』。」
遙想當年，沈從文先生也曾受過很大的衝擊；不少人合夥罵他，結果把他罵到了歷史博物館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國服裝史》誕生了。
古代明智的君子，對「小人」也沒辦法。他們對君主的進言，無非是：「親賢臣，遠小人。」余先生說：「既然小人已經糾纏了我們那麼久，我們何不壯壯膽，也對著他們鼓譟幾下呢？」
鼓噪不如沉默，息謗得於無言。
（載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文匯讀書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