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裏，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衹得獨個兒在屋子裏轉著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捲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衝過去，是臺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台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後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介面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說對，心裡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裏打的，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弔，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麼熱，路那麼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裏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歷史學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對於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心著，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好像王爾德說過，在藝術中衹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
於是我還是去了。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遊觀和冥思的價值。客觀景物衹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
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著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為什麼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給他如此巨大的驚喜和震動呢？他為什麼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給黃州呢？黃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呢？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裡走來，他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分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衹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註定要與這位傷痕纍纍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用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轟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搾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絕對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別人無法聲辯，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於他們的私人品質，但對私人品質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於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嘗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讓人噁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登。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鑑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