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流放者的土地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籐了,而這裡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裏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停車一問價錢,大吃一驚,才八分錢一斤。買了一大堆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節,總有一批「北方瓜」來收場,那些瓜吃起來又粗又淡,很為江南人所鄙視,我還曾為此可憐過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辯解說,那是由於要長途運輸,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沒熟的瓜在車皮和倉庫裏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邊吃西瓜邊抬頭打量起眼前的土地。這裡的天藍得特別深,因此把白雲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藍天白雲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與大西北相比,這裡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裡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緻的曲曲彎彎,透著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麼多的甘甜麼?

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縣,清代被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衹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所謂「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讀魯迅論及清代文字獄的文章時首次看到這個地名的,因為它與獰厲的政治迫害和慘烈的人生遭遇連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頭來遙想它的地理形貌。後來我本人不知為什麼對文字獄的史料也越來越重視起來,因而這個地名便成了我閱讀中的常見詞彙。近年來喜歡讀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讀謝國楨先生寫於半個世紀前的《清初東北流人考》和李興盛先生兩年前出版的《東北流人史》時更是反覆與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這塊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給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麼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三個再平靜不過的字成了全國官員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裡產生終身性的聯結,而到了這裡,財產、功名、榮譽、學識,乃至整個身家性命都會墮入漆黑的深淵,幾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裡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惡夢,把那麼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身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雲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怎麼會這樣?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裡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今天我的出發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鏡泊湖,連名字也已經美不勝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卻是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聯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瀋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縣(即當時的尚陽堡)以及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中國古代列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受足了「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闕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呢,簡直雅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褲子,一五一十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們說到底衹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用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一言不合,請亮出尊臀。與此間風景相比,著書立說、砌磋研討,實在成了一種可笑的存在。中國社會總是不講道理,也不要道理,便與此有關。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皇帝如何殺戮一個在圓明園試圖向他動刀的廚師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瞭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絕對衹有那些徹底丟棄了人性卻又保持著充分想像力的人才能設計得出來。以我看來他們的設計原則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都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衹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從猿猴變過來之後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幸好中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都沒有神經脆弱的毛病,他們總是玩牌一樣掂量著各種死法,有時突然想起「犯人」戰功赫赫或學富五車,會特別開恩換一種等級略低一點的死法,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將死的「犯人」會衷心地叩謝皇恩浩蕩,而且皇帝自己也覺得仁慈過人、宅心寬厚。皇帝的這個習慣倒是成了中國的社會慣例,許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權衡,常常以總體性的殘忍為前提。殘忍成了一種廣泛傳染的歷史病菌和社會病菌,動不動就採取極端措施,驅逐了人道、公德、信義、寬容、和平。

現在可以回到流放上來了。說過了殺的花樣,流放確實成了一種極為仁厚的懲罰,但實際上對承受者來說,殺起來再慢也總不會拖延太久,而流放卻是一種長時間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問題是人還活著,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煩難了。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首先讓人受不了的事實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現在隨手翻開桌上的史料就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衹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艱苦和人為虐待便可想見。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謂「官莊」裏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裏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裡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林黛玉這樣的人物,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裡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一五○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麼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係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劃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古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衹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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