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紅蓮雖然家在台灣，卻也認為與其在這裡給人增加麻煩，不如為苦難的中國人奉獻一點力量。那時大陸還沒有對外開放，此去東風蕭蕭，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算。剛買的房子、車子以及大批的各種書籍，加上那台鋼琴，又到了要割捨的時候了。
唯一的問題，是還有個需要我負責的家。我在美國混了幾年，賺的錢不論多少，一概都給了內人。雖然銀行裏有些存款，但那都是沈紅蓮的。儘管我們從來不分彼此，用了她的錢，我心中總是難安。現在要去大陸，安家費呢？以後的生活呢？
話說回來，我又怎能只顧小義而忘大體？今天苦難的中國需要我，我卻推說有家累。而只要有這個家在，家的責任就永遠附骨隨形，無法卸脫。我本不是個正常的人，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還有什麼好顧忌的？我與沈紅蓮商量，把最後的兩萬塊都存入劃撥的戶頭中，每個月按時匯一千五百塊給內人（原為每月兩千五），如此尚可維持一年多。
沈紅蓮甫由大學畢業，參加我的工作起，就註定了她人間地獄的噩運。大帝公曾對她說：「妳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如果沒有她的奉獻，日以繼夜，一點一滴的將我的構想化為實際的技術，我無從想像會是怎樣的後果。
有時我感慨萬分，無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隻手，操縱著人世的機遇。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都有著既定的方向，各種機緣之下，一步一步拖向無可避免的終點。如果沒有沈紅蓮，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出家？有可能，藝術家？也有可能，唯有留在電腦界繼續奮鬥是絕無可能。道理很簡單，人的行為是相互的，看她認真的工作態度，我就覺得慚愧，不得不更加努力。再看到她奉獻犧牲的精神，我還有退縮的餘地嗎？
不過，目前我並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機，因為我還懷著一點私心，我希望能有個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多做點有價值的工作。萬一我命中註定了連姜子牙都不如，到八十歲還沒有機會，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運又有什麼用？
再一想，自己自命為得道了，還嘀咕些什麼？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祿放到一邊，還和姜子牙比什麼？我的目標已定，只要我還在努力，我就對了。至於結果如何，哪裏是我該考慮的事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們到達深圳，王之把他對面的一間公寓留給我們。深圳雖然高樓林立，設計卻很草率，這棟十二層的大廈有如一管洞簫，僅在一側留了幾個小孔作為窗子。以至於室內通風不良，各處潮濕得水珠密佈，牆上、地下沒有一處是乾的。
我們能挑剔什麼？王之以總經理的身份，也沒有比我多享受一點特權。苦的只是沈紅蓮，她第一是怕廁所髒，其次則怕廚房髒。偏偏這兩處不僅是髒，竟有一層黑黑的厚苔，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時間，才使變了色的磁磚漸漸浮現出來。
我的不幸是氣管，潮濕的空氣好像在胸口蒙上了一層沉重的布。每次呼吸就令我回憶起兒時所見的水煙壺，呼嚕呼嚕地，只聽得肺管中打著泡兒。我一到就病了，好在這裡打針很容易，樓下就有個醫療室，五毛錢就可以打一針青黴素。
當時，大陸的微電腦剛剛起步，長城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生產廠商。我到時，他們一棟六層樓的廠房中，正在裝配由台灣轉口來的生產線。據他們預估，到年底產量可達兩萬台，而當時全國的總需求量還不到一萬台。
王之是個有心人，很早就有這個眼光。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陸時見過他，我對他的印象不深。他那時已經有意組成一個班子，來發展中國的微電腦。
王之家世顯赫，父親是王震，弟弟王軍是中信集團的總經理。他想搞微電腦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一九八三年，連台灣的微電腦市場都還剛剛起步，眼光太遠的人，是很難獲得他人贊同的。
直到八四年底，他爭取到一個機會，與科學院軟體研究所第四所合作，成立了長城電腦公司。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管的人多，他覺得難以施展，便把公司遷到深圳來。就在這時，他到處找我，我也剛好離開了博愛，彼此錯過了機會。
目前長城的軟體部門有工程師二十位，正在從事微軟視窗的「漢化」工程。又是老問題了，我一聽就大力反對，王之很支持我，但是軟體部門的經理卻不以為然。當時大陸上的軟體工程師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要趕上美國就要先將他們的軟體套件漢化。至於是否漢化以後中國人就會寫程式了，則無人過問。甚至於連軟體天天推陳出新，究竟要漢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也都沒人去想。
與他們爭論了兩個月，效果不大，我詳細介紹了我的觀念，他們也不相信行得通。我剛回國內，各方面都沒有適應，加上住的公寓又悶又濕，我一連咳嗽了十幾天，心情極為煩燥。我一直在問自己，是不是我又錯了，為什麼我永遠和別人的看法不一樣呢？
我試著妥協，設法說服自己接受漢化的觀念。但是我辦不到，就算中國人能從漢化中學到程式技術，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為。投機取巧是種不正確的行為，雖能獲得一時之利，卻會造成永久之害。
如果這個時代中人人急功近利，短視媚行，那是這個時代的錯誤，錯誤的代價則是觀念的消亡。沒有觀念，技術不能生根，那就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面。我把話說在前頭，盡到了責任，至於別人能不能接受，則不是我能決定的。
目前我該怎樣自處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經有了非常不錯的班底，我不能堅持己見而累及他與屬下的互信。試著說服他們，那是做夢！連台灣那種環境，我都落得戴上了紅帽子，在這裡我又算哪一號？
我想去四川，因為鄧先芙對我說過，她先生在成都一個資料中心工作，只要我願意去，要多少學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兒時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時期幻思徜徉遨翔的聖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歷久彌新！
病情好轉後，我先去科技工業園，找到張翼翼和王允實，告訴他們我的近況。他們知道我回國工作，非常高興，帶我參觀園區，各處介紹了一下。
長城公寓的潮濕，令我一想到就心有餘悸。而科技園區位在市郊，各種建築寬敞明亮，宿舍就在辦公室旁，其間還有個籃球場，正是理想的工作環境。
沒想到國內已有這種條件，我看了羨慕不已。張翼翼很能察顏觀色，他立刻把握機會，說他們雖然號稱高科技園區，卻還沒有一家從事電腦軟體的高科技事業。他希望我兼作園區的電腦顧問，指導他們一些基本觀念，好開拓這方面的視野。
我聽了頗為動容，可是沒有交通工具，兩邊跑很不方便，王總同意調派專車接送，約定每週三次。後來我徵得王之的同意，乾脆住進園區，變成每週去長城三次。最後由於無從施展，就把長城的工作辭了，只剩下對王之的盛情，至今還沒有報答。
園區為我成立了一個電腦研究室，調來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幫我籌備。杜涓是我同鄉湖北人，長得面貌清秀，身材勻稱。人也精明強幹，只是個性倔強，潑辣起來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來在中國科學院研究化學，後派來此地負責規劃，他是典型的書生，對很多現象都不滿，卻又充滿無奈感。一提到國家的落後，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氣憤不已，認為那種無知與愚昧的運動真是禍國殃民。也許是看得多了，後來事實証明，這樣一個怨聲載道的書生爭權奪利起來，更勝於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書籍很多，尤其是各種傷痕文學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力求瞭解，為什麼這種畸型的運動會發生在中國？而且是這個時代？
從各方面的觀察中，我得到了一點結論，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時代的悲劇性：數百年來西風壓倒東風，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挾著無比的優勢席捲世界。共產主義揭起了反抗物慾的巨纛，中共則變本加厲，想藉著這股政治力量，重振國家的尊嚴，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澤東個人的執著：毛成功地將極少數人的理想化為國家統一的力量，其成就在歷史上尚無出其右者。他深悉權勢必然使人腐敗，想利用不斷的革命，不斷地激盪整個社會結構，使之永遠保持動態，以免沉澱物產生。
理想主義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們不瞭解人性，不思改變「不理想的人」，卻去塑造「理想的環境」。不錯，沉澱物將變成渣滓，可是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渣滓才是看得見、摸得到的實際報酬。在沒有人能得到報酬時，革命的動力就瓦解了。
三是中國人的社會性：所謂社會性，這裡指的是沒有自己獨特的思考模式。中國人長時期養成的習慣，就是做個高傳真度的擴音器。當毛澤東以他絕對的權威登高一呼，全國熱烈響應，然後盲目地集體行動。有人認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那正是因為中國人太願意相信別人，上當次數太多，才產生的疏離感。
社會性的動物完全依賴群體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會動物，信賴與自利這兩種心態，就像鐘擺一般，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