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在我剛由巴西回國時，曾有幾位農學院的同學，應巴西政府的邀請，到亞馬遜河一帶考察。臨行前，他們曾來徵詢我的意見，我認為絕對值得一去。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以我們的人力及技術到那裡去開發，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一九七零年，他們又來找我，說是已得到巴西政府的承諾。在北部的馬諾良州，由東北開發局撥出可「抵稅」的、一千萬美金開發基金，另有三十五萬公頃的原始森林供開採，並在馬州首府提供一百公頃的建地，作為中國城之興建。交換的條件只是可行的開發計劃、初期幾十萬美金的開辦費、以及技術人才的參與。
但是，這種優惠的條件，罕有的良機，在他們回國近兩年的時間，竟然走遍豪門鉅富，得不到任何反應。
我仔細分析研究，發現他們犯了三個大錯誤。第一，他們專找有錢人，在台灣有錢人不怕沒有錢賺，絕對不願冒險。其次，他們這些優惠的條件，如果提不出有力的佐証，以國人保守的個性，很難採信。第三，這種計劃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首肯，將來會有很多麻煩。因為有好幾位頗具聲望的人士，曾提出移民巴西，以減輕國內人口壓力的計劃。最後都因政府要保留人力，作反攻大陸的準備而不了了之。
原則上，如果能夠得到政府的諒解，再容許技術人員小量投資，成為公司股東。我相信以自己對巴西的認識，說服幾十位技術人員參加，湊上十萬美金，大概還不成問題。但是，他們反對其他技術人員參加投資，怕因此分散了最初參與者的權利。
直到年底，他們已山窮水盡，迫不得已，才同意了我的建議，邀請我參加規劃。
他們實際的負責人是張耀如先生，比我大幾歲，非常精明強幹，口才好，又有容人的雅量。他唯一的缺點是不夠果斷，顧慮太多。其餘成員共有十位，目前一半尚逗留巴西。在台灣所見的幾位則乏善可陳，有的過於事故，有的趾高氣揚。給人的感覺彷彿是江山已定，只待將台高高築起，立即裂土封神。
當時巴西有大使館在台，駐華大使繆勒先生是這事的發起人，不論台前台後，全力支持。經過他的奔走以及張耀如等的努力，僑務委員會原則同意了兩千戶的農民移居巴西，但是嚴禁對外宣傳張揚。
同時，我也找了十幾位朋友，朋友再介紹朋友，共有四十多人願意參加。以每人出兩千五百元計算，共有十萬多美金。他們共同的疑惑是，既然有一千萬美金的開發基金，為什麼還要這不足道介的投資？
據我所知以及巴西大使館所提供的資料，其原因在巴西政府為了經濟平均發展，將亞馬遜河流域列為特區，成立了東北開發局。有興趣者先遞上開發計劃，並自備開辦費用，等到計劃批准了，即可成立公司。有了公司，再到巴西各地募集資金，這些資金都可以抵稅。只要計劃好，人人都願意投資，不想白白繳給政府。
十萬元並不多，如果能妥善運用，公司一旦成立，就可以籌募大筆資金，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巴西北部土地肥沃，氣候良好，以中國農民勤懇耐勞的特性，有土地可資耕種，有森林以供開採。在巴西政府的協助下，不愁沒有市場，又不必擔心資金。人一多，中國城就可以興建起來，士農工商，百業待興。只要辛苦努力幾年，這些成果不僅我們幾十個人終生享受不盡，人越多大家成功的機會也越大。
等到我們在台北把人招齊後，發起的股東已經分成了兩派。在巴西留守的不甘於割讓既得的權利，反對新人入夥；在台北的知道良機不再，極力爭取。好不容易雙方妥協了，新進的股東又開始爭吵，要佔一半以上的股權。當然原股東都不同意，我也覺得太過分，為了公平，雙方皆以實際投資額計，新股約值百分之二十。
我和張耀如成為兩邊的和事佬，有一次我甚至下跪，求他們顧全大體。說穿了，我不認為這個公司的權利有什麼好爭的，到了巴西，各人都有自己發展的機會。到那時可能沒有人願意留在公司為大家服務，現在鬧得面紅耳赤，又是為了什麼？
假如不是自己多事，找來這些朋友，責任在身，無可推卸，我早就退出了。想來想去，成大事總難免要歷經奮鬥，只要巴西的公司成立了，讓這些朋友能一展身手。到時我一定丟下一切，飄然而去。
本著這種信念，我們終於克服萬難，在台北成立了「中馬農林工商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設在仁愛路三段。次年一月，我帶了美金支票三萬多元，首赴巴西，與已在馬諾良州的留巴先遣同仁會合。我的任務是立刻組成巴西的子公司，辦理後續人員的入境手續。如果不能達成，即把所帶去的錢，原封不動地帶回台灣。
在離家之前，為了安頓繼母的生活費用，煞費心機。我特別情商原來服務的台視電影部，將幾十部影片交給我一口氣先譯妥，再委託同事代播。每月約有兩千多元的收入，共有半年，由台視按月派人送到家中。
此外，偌大的家中，空空洞洞的，只剩下老太太一人，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也乏人照料。可是這事我費盡唇舌，不論她的或是我的親友，竟沒有一個人願意陪她住這棟免費的房子。不得已，我找到同是中馬公司股東的江述凡兄，說好說歹，請他全家進住我家。當然有個附帶的條件，就是照顧我的繼母。
我攜帶的行李中有八大冊的日記，是我一生的寶貴記錄。留在家中我不放心，而這樣東飄西盪，不知流落何處的生活，放在身邊亦非良計。因此在路過洛杉磯時，我便委託老友孫振先，請他代為保管。不幸他的工作也忙，次年在一次搬家中，將我那些心血全部遺失無蹤。
馬諾良州的首府是聖路易市，人口約有十多萬。整個城市好像仍沉睡在十九世紀的歲月中，殖民式的房屋，百年來除了披上一層層斑剝的外衣，一切都沒有改變。
聖市位居赤道之南，位於亞馬遜河出海處，面臨大西洋，是典型的熱帶海洋氣候。當地土壤之肥沃，物產之豐饒，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有一種經濟價值極高的棕櫚科植物芭芭蘇，其種子可以提煉百分之七十的植物油，質地遠比椰子、花生為佳。不僅可供食用，在工業上也非常重要。芭芭蘇一年三熟，而且遍地叢生，毋需種植，只要在種子成熟落地後，俯身撿拾即可。
基於市場的需求急迫，在五十年代，德國人首先來此開發，現代化的工廠聳立起來，海運網也無遠弗屆。然而到了開工的時候才發覺遍地的芭芭蘇種子，卻找不到人去撿拾。薪金低了，巴西人寧願撿來自食也不願工作。把工資提高了，工人賺到足夠喝酒的錢以後，就一連幾天不見人影。經過多年的努力，情況依然，德國人無計可施，只能勉強維持月產量八百噸，一年才裝得滿一船。
美國人不信邪，利用科學分析，採取心理戰略，先在各地設立收購站以便利撿拾，情況仍然沒有改善。進一步，美國人又在各地建造房舍，室內有水有電，冰箱、電視等設備一應俱全。只要巴西人撿拾芭芭蘇種子若干，便可以住進去，享受文明之樂。
起初巴西土著因為好奇，確曾踴躍捐輸過一陣子，等到新鮮感滿足了以後，發覺這種生活得不償失，又回到叢林中去了。
除了野生的芭芭蘇，那兒還有很多椰子園，園主們終年只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到了收採的季節，買主一到，園主順口估個價錢，即任人去採。至於沒有主的椰子樹，巴西人也懶得自行動手，他們訓練猴子，讓猴子爬到樹上，只要做個手勢，猴子自會把椰子摘下，丟到地上來。這樣輕鬆的工作，還有人抱怨，怪椰子太重，樹長得太高。
我一到聖市，那股潮濕而又燥熱的空氣，就令我感到呼吸沉重。再看來接我的公司先遣人員滿臉堆積的烏雲，我立刻跌入絕望的深淵，知道又是一場噩夢的開始。
公司設在一個暫租的住宅裡，設備簡陋，人人打地鋪，連床都沒有一張。悶熱的白晝讓人提不起一點精神，無法工作。入夜後又因電力不足，燈光有似熒熒的鬼火，時明時滅。為了要辦事，我們只好點上一盞煤氣燈，那青白色的火焰，照著空曠的室內，更顯得四周陰森森的，詭異迷離。
當地的股東有兩位我曾在台北見過，魏先生約有五十多歲，曾任公路局工程師，是原考察團的團長，也是台北公司的董事長。另一位張上校曾留學西班牙，結識了一些南美軍事將領，退休前是蔣緯國將軍的副官。另外三位中，老蕭是我的學長，他很有領導能力，頭腦清楚，只是自視太高。小楊也是學長，他的私心極重，主意很多，從來不為別人著想。小廖則是學弟，他很少表示意見，一切唯老蕭是從。
我到聖市的第一夜，在陰霾的氣氛中，魏先生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我闡明了台北方面的觀點後，一場慘烈的戰爭瞬即爆發，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寧日。
魏先生以董事長身份，命令我立刻把錢交出來；小楊堅決反對辦理新股東的入境手續，而且認為台北的股權不應超過百分之十；老蕭則認為巴西公司應為主體，台灣是分公司，一切應由總公司作主。
我看得出這完全是權利鬥爭的問題，如果公司不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