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住在鄉下，我很喜歡看大人蓋房子。鄉下人很窮，一切只能就地取材。他們先將稀泥與稻稈充分混合，再填進一個木製的方格子中，放在一旁曝曬成形。等成塊的泥巴曬乾了，就拿來築牆。一塊一塊地泥磚堆砌起來，房子的模樣也漸漸形成。
並不是每塊泥磚都經得起堆砌，有時把木格子一拆，泥土就散開了。有時堆了幾塊後，下面的受壓不住，倒塌了，又得重新來過。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學生，不正像是曬出來的泥磚嗎？我很清楚，四年所學不過是對自我多了一分認識而已，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稈過多、泥土不足的那種廢磚。我能做什麼呢？恐怕最後只有被扔到一邊，與草木同朽了！
當然不甘心，即令遲早要與草木同朽，我也要把自己的經歷一一的記載下來，如同《約翰克里斯多夫》一樣，以安慰那些孤獨的、無助的靈魂。
真要達到這個目的，我還需要體驗，更要擴大自己的視野。否則，憑一隻深深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我又有什麼好寫的？
人生目的確定了，心裡也感到無比的輕鬆，為了體驗人生，所有的得失都不重要了。「得」固然是有所得，「失」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得」？若能將得失之間的各種機緣、因素，仔細地分析整理，當有一天該我下筆時，自會水到渠成。
因此，我決定到一個完全不瞭解的世界去，最後選擇了巴西——一個令我永難忘懷的第二故鄉，一個令我浴火重生的聖地。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告別了家人，離開台灣，先到日本，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簽証。父親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說駐日大使館會有人來接我，叫我放心。
在我下飛機時，看到一個女孩在機艙座位上哭泣。原因是她帶的行李太多，大包小包不下十幾件。上機時可能有人相送，到了東京，她才發現難以應付，急得手足無措。
空中小姐見我雙手空空，託我幫她拎一下。這當然沒問題，看她嬌小玲瓏的模樣，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薦。到了機場，在等行李的時候，她告訴我，她準備到美國去完婚。因為在台灣拿不到赴美簽証，所以到日本來，駐日大使保証她能成行。
她看出我有些訝異，又告訴我她父親是煙酒公賣局的局長、蔣經國面前的紅人，所以人人賣帳。只是，她也有些不解：
「為什麼美國人那麼笨？誰都知道蔣經國一定會做總統，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物，結果連我要去美國，他們都不賣面子？」
我也不懂，為什麼人人都要去美國？尤其不懂的是，這麼重要的人，去美國做什麼？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又大又沉，再加上十幾件手提的大包、小包。光是拖車就佔了兩部之多。由於我也要靠別人來接，心裡一直嘀咕，是不是出了機場就丟下她不顧呢？她卻先問我說：
「等會兒有人來接我，要不要我們送你一段？」
「我也有人接，只是還不知道要去哪裡。」
大使館來了兩位先生，帶頭的一位西裝筆挺，顯然是認識她，一見到就先請安，問候她父親好。接著便不容分說地，叫另一位男仕把她的幾大件行李，一一搬上等在外面的汽車。這位先生不住地道歉，說日本政府不通情理、不允許他們用外交手續替她通關。
等到東西都搬完了，他似乎又想起一事，匆匆地對她說：
「王小姐，能不能麻煩妳等一下？實在討厭，還有一個什麼姓朱的，也要應付一下，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我去找一找。」
居然有人不識泰山，我說：
「我叫朱邦復，你是不是要找我？」
他這才發現我就在旁邊，大吃一驚，馬上換了一副臉色：
「對不起，對不起，原來你是王小姐的朋友！」
我還來不及否認，那位王小姐偷偷拉了我一下，我也就懶得多說。
我們上了車，王小姐才悄悄地對我說：
「這人是個馬屁精，我爸爸最喜歡他，說明年要調他去華盛頓。這次把我交給他照顧，你就說是我的朋友，有空時來找我玩，省得我在東京無聊。」
王小姐到了地頭，是一所堂皇的別墅，有幾個僕伇排隊等著。那位先生千叮嚀，萬囑咐，生怕出了問題，葬送了前途。我看得出王小姐很不耐煩，一再暗示我去找她，還留下了地址電話。好不容易告別了，車子把我送到位於東京新宿區歌舞伎町的咖啡店中，時間已經深夜了。
我很同情這位王小姐，但是我自身難保，沒有閒情陪她解悶。
咖啡店的店東趙先生似乎很忙，到處都找不到他。所幸一切都安排妥當，在四樓的員工宿舍中，有了我一個榻榻米的安身之地。
第一次出國，第一次生活在外國的天地中，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事事學習、處處觀察。我發覺日本人完全沒有想像中那種強橫霸道的態度，相反地，他們謙恭有禮、工作勤懇。最令我驚訝的是，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人」，有著與中國人相同的優點與缺點。除了物質條件遠比我們優渥外，社會的不公、地位的不平，弱肉強食、自私自利、唯我獨尊的觀念，與我所知的中國人一模一樣。
咖啡店在銀座歌舞伎町一個最熱鬧的小巷轉角處，生意很好。一樓是家庭座，光明堂皇；二樓是情侶座，沙發椅背高可及人，正好將每個雅座隔成小小的禁區，燈光若有似無，氣氛非常羅曼蒂克；第三樓則是包廂，可以俯瞰二樓的舞台表演，平常不開放時，一片漆黑。
樓下入口處，有位侍者專門為客人開門關門，每次一定躬身說：「歡迎光臨」，而且面帶笑容。有一次我特意花了幾個小時，仔細觀察他會不會偷懶或懈怠。結果發現他從頭到尾像機器人似的，動作一絲不苟。
為了體驗個中滋味，我學會了這句日本話（而且是迄今仍然會說的幾句之一），並自告奮勇替他站班，依樣畫葫蘆的開門關門鞠躬，但只做了二十分鐘，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神經已經不正常了。
每天從早到晚，有個做清潔工作的「歐巴桑」，由樓上清理到樓下。那份專注以及關懷，就好像在從事一種藝術工作，將她生命的光采，無遺地煥發在整潔的陳設上。令我覺得可敬的還不止於此，她小心仔細地將所有的穢物及灰塵收集好，再虔誠地捧到一個焚化爐前，先雙手合什禱祝一番，才恭恭敬敬的傾入其間焚化。
這已經超過了工作、責任，超越了藝術，這是宗教！如果連一個如此卑微的清潔工人，都具有這種信仰及情操，我相信在日本各階層及社會中，一定有著深厚的潛在力量，遲早必一新世人耳目。（果然在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力量震驚世界，良有以也。）
不過人到底是人，大多數人尚擺脫不了人性本能的驅使。我常看到那些年輕的侍者，穿梭留連在黑暗的三樓。由於好奇，我也擠到包廂的欄桿旁，這才發現眼下竟是活色生香，春意無邊。在二樓小小禁區內，男男女女相互糾結，彷彿在地獄中煎熬。看看那些動作與神情，分明有著無比的痛苦，一個個掙扎著，彷彿要求得最後的解脫。
儘管住的問題解決了，但手頭的錢有限，東京的物價又驚人。每餐我僅以炒飯果腹，但就算是一客炒飯，也要一、兩塊美金。來一趟東京不容易，我不能錯過觀賞的機會，有時寧可一天只吃一餐，卻將東京附近跑了個遍。
我最欣賞的是地鐵，票價便宜，無遠弗屆。而且顯然在設計之初，就已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勢，各個出口走道都是龐大而繁榮的地下商場。以致於一個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地面的街道卻是清爽有序，看不出一點雜亂與擁擠。
我到處走著看著，越看越是痛惜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的無知無能。每個人只顧眼前、求近利，等待別人去犧牲奉獻，到最後沒有一個有收穫。由一葉之落可知秋之至，當我在學校辦社團活動時，同學們多半忙於自己的前途，沒有人認為這個團體與他有什麼切身關係。進了社會後，自然而然除了己身的利益外，更沒有誰願意承擔責任。
日本人卻不然，有次我偶然走到一個球場，似乎是兩個大學在舉行「秋季大對決」，現場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我對棒球毫無興趣，但是卻驚慄於群眾這樣的狂熱。場內是喊聲震天，場外人人圍著收音機，分享著同樣的激情。雖然在場外看不到球賽，兩個學校的啦啦隊卻是壁壘分明。不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人例外，始終堅持著一定的立場。本隊得分了，個個歡呼，失分了，人人沉默不語。
這種景象，我從小到大，在國內就不曾見過！有哪一個中國人會傻得去為一場得不到實利的比賽，而浪費自己寶貴的精力呢？我參加過很多次校際的籃球比賽，球場上永遠是球員多於觀眾。中國的學生不論走到哪裡，手裡總是要抱著幾本書。遇到球場上有人賽球，也多是視若無睹，昂首大步而過。
這種結果導致了中國人彼此間的互相嫉妒，個人獨自為私利奮鬥。日本人則多奉獻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團體的成就上，個人成為團體的一部分，力量匯聚成為滔滔洪流。
當然人性與環境有絕對的依存關係，日本是個島國，耕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