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學的師生，能像『黃金時代』的哥廷根那樣，有那麼多理由認為他們自己是社會真正的領袖，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的。」
——羅伯．容克「光芒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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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到哥廷根，來看一座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次大戰前領導世界學術，而在悲慘的政治傾軋和更悲慘的戰爭中沒落的大學。
哥廷根從來就是個樸素安靜的小鎮，即使享受了一個世紀的學術盛名之後，也沒有太改變它的面貌。在一九二○年代，哥廷根的科學與工藝的發明領導著全世界時，（也就是容克所謂的「黃金時代」。）它的鎮民依舊安步當車，它的大學師生依舊背著手邊走邊沉思。如今，城區是向外擴展了，高樓不斷往上冒，公路不斷朝外爬，但舊城區還是維持多年來的安寧；古老的城牆還留著部分，成為人行道。雅各教堂高聳的鐘塔，是十四世紀的作品。石板街磨得圓滑，木樑木柱薰得焦黑。若要從外表來搜尋這座小城光榮的歷史的話，沒有龐大的研究中心，沒有高聳的紀念碑，就只能看看不少以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愛因斯坦、普郎克、本生、韋伯………這些人都是或久或暫和哥廷根直接發生關係的。城南的化學研究所前面，豎著有機化學的始祖韋勒的銅像。數學家高斯和電學家韋伯的銅像。城東南的一個小墓裡，就是高斯埋骨之處。他的墓碑上只刻了側面像和他的名字、生卒年月（一七七七年四月三十日到一八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其他並無一句讚語。我想，對一個數學家最適當的敬意，莫過於把他發明的定理刻在墓碑上了。但是對高斯而言，該刻哪一個定理呢？我記得我的一位數學教授在演算一個證明時曾停下來，給了一點暗示，然後問我們這裡是引用什麼定理。一位同學說：「高斯定理。」教授說：「不錯。不過我們最好別叫它『高斯定理』，因為該叫『高斯定理』的太多了。」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把高斯幼時獨立發現的級數求和方法刻在他的墓碑上吧？（傳說高斯唸小學時，因故被老師罰做算術：從一加到一百。他幾分鐘就交卷了。老師大異，問他怎麼做的。他說：一加一百是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是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也是一百零一，所以一加到一百一共有五十個一百零一。把五十乘上一百零一就得到答數。這個算數級數求和的方法當然並不是高斯首創的，但請注意當時他只是個小學生。）
高斯的死，並未結束哥廷根大學的光榮，直到兩次大戰間，哥廷根又與哥本哈根、巴黎、劍橋、維也納等地同列為一門尖端學問的中心——原子物理。那時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為了研究原子的構造與性質而興奮得發狂，那時學術的交流並沒有國界，連蘇俄的物理學家也出國參加會議。哥廷根的講堂、街角、酒店、咖啡座，隨處都可見到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們在交換意見。破天荒的新發現源源湧出。這就是羅伯．容克所謂的「黃金年代」。但誰會想到，希特勒帶來了排猶運動。自由學府變成政治戰場，猶太學者固然待不下去，非猶太學者也多半引退。歐洲由混亂進入戰爭，而就在戰爭中，這些學者在「黃金年代」的研究結果竟孕育成一個不可想像的怪胎——原子彈，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在千萬人的哭聲中墜地。戰爭是結束了，但世界的分裂導致科學家隨之分裂。政府先插手，繼而更管制原子能的研究。「和平用途」叫得山響，而以殺人為目的的各種原子核子武器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越做越多。在武器競賽下，談什麼學術合作？大學的教授們既然拿政府的合同，當然為政府做研究，至於是製造戰爭，還是製造和平，又當別論。哥廷根的理論物理研究所今天依然屹立在本生街九號。外表灰舊、可能一如往昔，但內容則遠不如過去的光輝。郊外蓋了一大堆新房子，裝著好幾個生物和化學方面的研究所。因為正逢週末，找不到一個人談談。我希望這個新校區是哥廷根大學復興的象徵，然而，一九二○年代的「黃金時代」是不會再來臨了。因為，「純學術」的研究，幾乎已無可能。學校不過是政壇和商場的延伸。哥廷根大學要有發展，也要看其政治手腕和生意經如何而定。
容克的「Ｈｅｌｌｅｒ ａｌｓ ｔａｕｓｅｎｄ Ｓｏｎｎｅｎ」（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就是寫的原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學家、從一九二○年代的「黃金時代」，到二次大戰之後的故事。多年前我讀了這本書的中文節譯本「光芒萬丈」，內心中滾滾翻騰，不能平息。就去請教一位原籍德國的猶太教授，他就是在那「黃金年代」中，在德國學物理，而在希特勒上臺之後逃走的。不料他根本就不願意談這個故事，只淡淡地說：「這個書名太誇大了，一個小小的颱風的威力就比原子彈大得多，怎麼能說它比一千個太陽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