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年輕歷史學者查穆理斗膽重頭評定邱吉爾的功過，指邱吉爾不與希特拉對抗，放棄兩次和談機會，英國傾全力歐戰浴血，最終苦了大英帝國，相較之下，張伯倫的妥協較為現實，此說在英國爆發一場論戰。
查穆理之說，自中國人的觀點，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賣國之論：引而伸之，蔣中正領導全民抗戰，導致南京屠殺，國人八年傷亡二千萬，後來毛澤東也「感謝」日本的侵略，導致老蔣丟失大陸，這是得不償失之舉，不如汪精衛對日求和更加符合國家利益。如果中國有人如查穆理一樣，以現實而道德的角度重新評定蔣中正，必成過街老鼠，被冠以「漢奸」的大帽子，生命可能也受到威脅。
但查穆理的「賣國」之論一出，毀譽參半，論事雖烈，這位三十七歲的講師不會因此而被大學開除教席，卻是可以肯定的事。到底是何緣故？
理由除了言論自由以外，與英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大有關係。《泰晤士報》社論指出，歷史既是人為的撰述，自不能免於偏見，因此查穆理的論點雖或有錯，挑戰歷史，卻是正確的行動。《泰晤士報》的社論不偏不倚，代表了英國人理智客觀的一面，難能可貴。相對之下，中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卻永難擺脫民族主義的局限，故中國人治史，長有民族主義的幽靈附身。愛國既淪為廉價的情緒化行動，歷史亦隨之而貶值。中國人蓋棺論定的文章，每多充斥把某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讓歷史作出正確的結論」等八股言詞，令人望而生厭。
歷史就是歷史，並非超越一切的一位女神，並無絕對的公正客觀。若承認這一點，歷史反而會因治史者的理智而趨向公正，反之治史者必淪為死人化妝師。中國人治史，激情太多，理性不足，國共對現代史各有版本，兩皆不足全信。中國的現代史，與政治需要掛釣，中國人永遠不能從歷史汲取教訓，因為中國人寫的歷史本身就是一種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