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與英國人初度相遇於某場合，必被問及香港前途與個人動向——你對你的國家感到憂慮嗎？一九九七年後有何打算？會不會長期留在英國？
問者無心，往往是出於真誠的關切，但聽者有意，敏感的心靈觸動一百五十年歷史創痛，以及「夢裏不知身是客」的一點點哀傷，要提供一個合理的答案，迴腸百轉，欲言又止，竟是愈來愈不容易。在西方社會國民教育中，所謂基本的愛國概念，是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移民決不是常態的解決辦法。一九四一年納粹空群瘋狂轟炸倫敦前，從未聞英國王室避走加拿大，英國首都「播遷」安大略省的另一倫敦市，英國上層社會與貴族子弟，不僅沒有爭相移民大西洋彼岸，反而加入空軍、海軍，與國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
但在華人社會，向外移民正成為愈來愈多人畢生奮鬥的目標。一個繁盛社會前途蒙上陰影，中產階級的共識竟是棄船而爭奪救生艇的座位，其餘則做好順民的心理準備。
若以歷史為鑑，在法國革命面前，我們不得不感到汗顏。在法國革命的恐怖時代，革命領袖丹東為政敵羅伯斯庇爾搜捕，親友勸他離國，他冷然說：「一個人不能把他的國家用他的鞋底挾帶出去。」毅然就綁，登上斷頭台。約在百年之後的中國，戊戌政變失敗，康梁避走東瀛，大刀王五勸譚嗣同出奔，以圖再舉，嗣同淡然說：「中國數千年，未聞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遂含笑浴血於菜市口。
對於締造文明的人物，人生的辭典中絕無移民二字。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世上決無不流滴血而換取得的自由民主。當一個人慾橫流的現代社會陷於危機之際，在移民潮中，我們更懷念丹東和譚嗣同高貴的風采，而我們感到渺小，因為在洪流裏，我們只是一群歷史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