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以來，倫敦和巴黎一直是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政變以後倉皇出逃的流亡革命家和異己分子的託庇之所。據英國內政部統計，各國反對派或地下組織在倫敦設立的據點有數十個之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受命於遠在突尼西亞的巴解，還有忠於前伊朗廢王的孤臣孽子，以及反薩達姆的伊拉克地下革命黨。此外巴基斯坦的貝娜姬布托、緬甸的昂山素姬，都曾在倫敦流亡蟄伏，以圖再舉。
巴黎窩藏包庇的流亡分子更多。前伊朗教主科曼尼、赤柬的殺人魔王喬森潘、伊朗革命後被追殺的總理班尼沙，都曾先後在巴黎豹隱。不過法人崇尚自由平等，庇護流亡分子一向採取高姿態，而英國政府卻默默地去做，不大張揚。孫中山倫敦蒙難之事眾人皆知，九一年我在倫敦的舊書店發現一本畫冊，內有楊虎城父子西安事變後避走英國時在倫敦街頭的留影，背景隱約是大英博物館，未幾抗戰勝利，楊虎城匆匆買棹歸國，結局異常悽慘。未知將軍被長期囚禁於貴州的黑獄，對倫敦的風物有所憶否？
倫敦之為流亡者之都，不分左右，門戶永遠開放，撫慰過多少臥薪嘗膽的仁人志士，或者是天涯飄泊的喪家之犬。一批過客後來或貴為座上客、或淪為階下囚；或成風雲梟雄、或成碧血英烈，歷史為他們安排了歸宿。在泰晤士河畔，以此淚眼相看，景緻與心情，也是別有迥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