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旅居多年的「有識之士」，心中多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在外國，東方女子要比東方男子更「吃得開」。不必確實的統計數字，只要在西方大城市街頭看看，便知在東西方通婚「異國情鴛」中，東方女子嫁與西方男人，遠比東方男子娶洋婦為多。導致這種異族通婚的逆差現象，原因複雜，經濟的懸殊導致新娘外流，只是表象之一。
首先是中國男子形象低落。中國大陸男子的陽剛英氣，四十年來慘遭共產極權閹割，淪為街道小腳婦女組長或「芙蓉鎮」裏的女共幹李國香之流的刀下魚肉，委頓消沉。港、台男子久在錢眼洞中折騰，有的帶點娘娘腔，或成為「陳積」一類貪婪的小男人，這等形象，魁梧英偉不及黑人，浪漫情調不及拉丁男子，在愛情市場中，屬於不大受歡迎的品種。但中國女人卻不同。雖在文革期間在毛江的淫威下暫時收歛溫柔，但改革以後鄧麗君的歌聲登陸，中國女性的魅力馬上復甦。雖然文化的元氣大傷，離「金陵十二釵」的境界尚遠，但女性美復辟，在大陸與市場經濟力量配合，衝擊了共產意識形態。
何況中國女人心有千竅，在那張神秘的東方娃娃面具後，深藏無數的計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秉承中國三千年三宮六苑的政治鬥爭傳統。洋漢不了解中國人，更不了解中國女人，在東方脂粉叢中獵艷，未免有點泰山深入蠻荒救美的帝國主義心態，只知尋找心目中嬌柔無力、亟待保護的蘇絲黃。對洋漢的心理，中國女同胞很快就完全掌握，漸懂得如何以騷、嗲、媚等一套西洋辭典中無適當翻譯的各種「中國功夫」，與女權高漲、溫柔漸失的洋婆們競爭。傻乎乎的洋丈夫許多與枕畔的蘇絲黃睡了半輩子，直到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在西方賣座，方知在紗帳中春睡嬌姿誘人的那具中國娃娃，可能是狐狸精或白骨精的變態，對中國女人政治手段之高明、心竅的複雜，這才開了一場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