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中國通」是一種很奇異的動物。「中國通」約可粗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者中國通」，又稱「漢學家」，自維多利亞時代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的韋理，戰前的拉提摩爾，至當代的《紅樓夢》專家霍克斯止，除韋理受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意識局限，以瞎子摸象的獵奇心態研究中國以外，一般都懷有近乎宗教的學術熱誠。間中偶或鬧過把赤腳大仙譯為The Red—feeted Immortal的笑話，但對東方的文化熱戀執著而且純真，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敬仰。
但自從霍克斯效法陶淵明歸隱威爾斯的田園之後，出於物質社會的現實因素，真正傑出的「學者中國通」已如稀有動物，繁殖困難。所餘者舉目皆是另類的「撈家中國通」。此輩雖亦多以浪漫的心態習漢學始，但學藝不精，無法晉身學術的七寶樓臺，乃投身於外交界、商界等社會前線，或成英國政客的師爺、或為英中貿易的牽線人，放棄了刀叉，無可選擇地以筷子吃一輩子「中國飯」。
但英國是一個等級分明的島國，一名被認定是「中國通」的英國人，多少受到社會主流的排斥疏遠。在這種情況下，「學者中國通」每能甘之如飴，自樂於社會主流以外，繼續追逐中國古遠的迷夢。「撈家中國通」卻凡心未盡，還希望與一般英國人一樣在社會中成功，但英國人自大傲慢，視「撈家中國通」為邊緣人。
他們在英國出路狹隘，但在中國港台卻因當地的殖民心態，被戴上「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桂冠，尊為上賓。中國的經濟局面、文學狀況，皆由此輩評點鑑定，於是在本國的壓抑與在海外的優越相衝突，產生複雜的情意結與憂鬱。他們對中國的知識有限，喜歡在東方結識中國人以補課，但在英國社會的小市場又必須壟斷，對真正的中國人有一種「葉公好龍」的戒懼。本人在一些場合遇見這等人，例必體諒地敬而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