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冬寒漸緊。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華盛頓公園路上我獨自驅車。路側林藪早已秋華盡減，枯條參破凜冽雲天。
我是應朋友時鐘雯的邀約，到她華府水門公寓的住所裏，去聽丁玲朗誦她自己著名的作品：《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桑乾河究竟在那裏呢？真是遠在天邊！我實在連那條河的正確地理方位也弄不清楚，然而眼前公園路的左側，我可以看到繞流華府邊的玻多馬克河。冬日的陽光正映耀河上。我心裡思念著：渡河過橋後，由一個扛過半世紀苦難的作家朗誦聲中，我可以想像聽見；桑乾河的水聲，會自天邊流進一個異國層樓中的客寓。
去聽丁玲朗誦作品，會比昨晚去聽她演講更有意義，我不覺加速了車子的馬力。
車子冒著寒風隆隆作響，在單調的車聲中，我不免要去回想昨晚丁玲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講，她在演講中勾畫的生平，她生平經歷過的寫作、左傾、囚獄，和放逐……，還有；那十分令人不解的，二十二年的災難痛苦後仍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我是共產黨員」。
在寬大的演講廳裏，坐滿了各色聽眾。有中國人，有美國人，年輕的，不年輕的，大家一定都聽說丁玲，都知道丁玲。但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丁玲，聽她講她的「故事」。燈光照明下，大家靜候丁玲的出場。
丁玲出場了，華髮、素衣、布鞋。七十七歲的丁玲；步態依然穩健。她帶著一個年輕的翻譯，緩步移向講臺，一面頻向臺下聽眾點頭微笑。臺下的人看不出她身上曾披載的五四風雲，也看不出她二十二年消聲匿跡的傷痕和顛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間浪潮，已淘去了她生命中的激昂慷慨，也磨褪了鑄錯在她身上的鞭撻和煎熬。她剩下的形象；是一個中國孩子都熟悉的老祖母——微顯臃腫的矮胖身材，一臉風霜皺紋裏透露著敦厚和慈祥。七十七歲的丁玲，第一次遠行異邦，踏入八○年代的「西潮」裏；顯出那樣濃郁的鄉土氣息。也許，就那樣，她給我一種奇異的親切感。
丁玲坐在講桌邊，面對廣大聽眾娓娓而談。
首先，她談她的寫作歷程。她說：「我原來不是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在那個五四年代裡，她年輕、有著一般年輕人的激進和苦悶。清末以來的列強侵略、國恥重重，經濟萎頓……使她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擔負了時代賦予的憂惶，急於要見出社會的改革途徑。一九二四年她進入上海大學讀書時；原要攻讀經濟學。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懂；「經濟之路」走不通，只好改讀文學。她也學過畫，學過音樂，想要提昇超拔心情的苦悶，但是，不行。只好提筆抒發胸臆。於是便有文章發表，有文章發表了，就被認為作家。既被認為作家，就有人不斷邀稿。稿子寫得多了；就順理成章走上寫作之路。丁玲沒有提到她自己的作品。然而，在座的人大都知道；她那早期創作中大膽描寫女性生理心理的《莎菲女士日記》，後來得過史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有她那《人民文學》八股的＜杜晚香＞。
聽說丁玲在前年曾應徐州師範學院教師所編《作家傳略》而寫成自傳一篇，她在自傳中稱：她從一九二七年發表寫作以來；除了那二十二年中北大荒放逐、文革囚禁的寫作空白外；她寫了兩百多長短小說文章。總共約有一百六十多萬字。可是沒有一篇理想的作品。她坦白承認；作為一個寫作者，數十年來，文章的量和質都不夠。七十七歲的丁玲，從二十二年「反右」「文革」的連串打擊苦難中活了過來，有人認為是奇蹟，而她在寫作的終途上，將怎樣創造奇蹟，寫出一本理想的作品呢？丁玲是個世界知名的人物，可是「知名度」並不能滿足一個創作者的藝術良心，丁玲在這方面至少透露了她性格中的真誠。
然後，丁玲談到她思想的左傾。三十年代裡中國的危機重重。日本野心侵華，奪取東三省，製造慘案和事件。早在巴黎和會後，中國人受辱，國際聯盟又無力主持公義。讓許多中國人對西方民族感到懷疑和失望，曾經高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旗幟的陳獨秀，改而舉起了「共」先生的大旗。激進的年輕人因民族思想的高昂而紛紛投入了旗下。丁玲的朋友中有因偏激而下獄被殺。於是，她在憤慨之餘也尋思中國應走何路。在「共」先生的號召下，思想便愈來愈左了。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檢舉入獄。
三年後，她出獄轉赴陝北，加入延安共黨。丁玲在演講中沒有提到她在延安的種種作為。然而，臺下的聽眾在記憶表翻翻有關丁玲的閱讀資料，便知道她在延安時，曾因寫＜三八節有感＞為婦女作不平鳴而受到批判，於是「下放」接受思想改造。她編寫《解放日報》副刊，主張文藝的獨立性和藝術性。終於促使毛澤東殺出了那有名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的「鋼鐵教條」：文藝附屬於政治。
丁玲自稱思想左傾，卻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自認是個忠心黨員，卻被判為反黨而開除黨籍。她的信仰和現實有著那樣尖銳的矛盾和對立。但她執著於自己的「選擇」。她在北大荒餵雞也餵得誠誠懇懇兢兢業業。她自稱：做一個共產黨員便要把任何事情都做好。寫作也好，餵雞也好……一樣都是工作。然而，「共產黨員」這個頭銜是不能長到她性格中去的。丁玲一生出死入生，命途多艱，但她執著於生活，真誠踏實，樂觀不渝，那原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她身上陶鑄成的性格，不是「共先生」帶給她的舶來品質。她說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通，她也未必讀通了「共產主義」。追根究底，她所信仰的怕只是她的一個「執著」、一個「選擇」。她不是不承認她所經歷的痛苦。她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後，曾寫過一篇＜七一有感＞，發表於《北京日報》上，她說：「為了今天；我度過了艱難險阻，為了今天，我熬盡了血淚辛愁。」文革期間，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丁玲和她丈夫陳明同時被捕下獄，關在北京附近的高級監牢裏，分別幽囚於兩個不同的牢室。據她說，那五年最難受，最是嚐透了孤寂淒苦。
她是怎樣熬過那五年囚獄的呢？她在一篇訪問中解說：「……，我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管怎樣，也不能對未來失去希望……。我總覺得，一定會有那麼一天，一個好心的看守員，會替陳明遞一張條子來給我……，我就是懷著這個希望度過了這漫漫長夜的五年。」然而文革期間，那種夫妻互鬥，朋友成仇，子女叛親的殘酷現實中，她憑著什麼相信人有好心？憑著什麼認定夫妻專情不渝？憑著什麼執著對未來的希望？她的牢獄自述聽起來就像個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小典故。而她憑藉由黑暗中活過來的力量；也就是由歷史文化陶冶而成。決不是「共產黨員」所依附的「黨訓」。
有人要問，文革期間任走卒橫行凌辱，知識份子的良知風骨呢？還用問嗎？兒童故事中老出現「白雪公主」「無敵金剛」，已足令有識之士擔憂了，又何況在國家首府的廣場上；盡豎著史、列、馬、恩的巨頭畫像？「全盤西化」，「全盤俄化」的論調久了，中國人賴以成「身家性命」的文化遺產歷史精神；都漸漸化為垃圾，丟進毛坑。傳統中的道德價值便都成了腐朽，到那裏去找憑藉而成風骨操守呢？索忍尼辛敢於寫出《古拉格島》的血淚真理，也憑著他肯定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肯定固有的宗教精神和信仰。丁玲幽囚牢獄，固執地肯定人心，才能超越苦難。她和陳明終於出了獄，團了圓，至今相扶相攜。
最後，丁玲在演講中談到她對文藝寫作的看法。她認為寫作者寫完了就不該負責，就像女工將布織完了一樣。布入了市場，銷售如何，女工管不了。作家的作品完成後，會隨時代、人們的好惡、批評而存亡，作家管不了，作家要管那麼多便無法創作了。
丁玲於此率直地批判了「官方文藝政策」存在的不當，也暗暗提示了作者受作品株連的不公平。她當然可以回想當年「反右」時對她作品的種種批判，她曾努力抗辯，但代價是二十二年的封筆和書禁。二十二年的沉默，丁玲於此吐出了心中耿介。
那麼創作的泉源是什麼呢？她說：是生活。創作者要深入生活，不能關起門來憑感覺寫作。老把自己的感覺擴大，作品便成真空。靈感須從生活裏來，生活使人激動，使人有啟發，使人有創作的動力。離開生活，抽去現實，作品便只是形式而已。但丁玲沒有涉及中共三十年來的文學狀況。三十年來，中共文學豈止只是形式而已，連個人感覺也談不到。作家不能忠於生活，只能套著條框，在「文藝政策」下，文藝沒有了生命個性，只成了附屬於政治的行屍走肉。聽說丁玲在紐約演講時，曾否認中共對作家的控制。從二十二年的「嚴寒的日子」走出來後；丁玲進入醫院療病，忙於整頓居家，還要抓緊時間寫一部理想的作品。自顧尚且不暇，況論縱觀三十年「政策」下的文藝概況？她恐怕連趙丹（中共名演員）去年臨終前批評文藝管制的短文也不曾讀到。趙丹臨終；政治魑魅對她已「沒什麼可怕了」。在沒有恐懼的心情下，他理直氣壯地斥責：「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