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網路上討論關於袁督師的功過很是熱鬧，小龍平時也喜歡混混貼吧，但是如今看到關於袁督師的帖子小龍都懶得點進去了，感覺爭來爭去都是這麼幾句話，小龍真是看膩了。
小龍在自己腦海中回想著，自己最初接觸到袁崇煥這個歷史人物是在什麼時候呢，還真忘了，不過小龍對袁崇煥被凌遲的描寫那段記憶猶新，已經達到了可以背誦的地步。
在小龍書中，無疑是給了袁督師一個比較正面的形象，權當是小龍給自己心底的英雄以小龍自己的方式樹立起一座小小的碑文吧。
記得在前些年年討論明末史，對袁崇煥評價是一面倒的讚頌，引用的大抵是金庸的《袁崇煥評述》、梁啟超的《袁督師傳》，還有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那時候，對袁崇煥的基本事實認定並無爭議，對其歷史地位也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到了2005年左右吧，各個歷史論壇又興起了一股「倒袁風」，在春秋戰國論壇、龍空軍史論壇和SC軍事歷史論壇都有過大規模且高水平的討論，雖然「挺袁派」人數眾多、實力雄厚，但「倒袁派」並不落於下風。
討論的焦點主要圍繞袁崇煥在負責遼東軍務問題上的一系列行動，包括與後金議和，「五年平遼」的計畫是否符合實際，誅殺毛文龍是否名正言順，對待蒙古和朝鮮的策略是否合適，以及袁是否應該對崇禎二年後金繞道進犯北京城負責，並因此而延伸討論袁的管轄權，其在遼東的戰略等等問題。通過質疑袁崇煥的戰略戰術漸漸質疑其動機和能力，最終質疑其歷史地位。
總的來說，「倒袁派」沒有無理取鬧，而是言之有據，是通過大量史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且「倒袁派」更多的並不是完全否認袁崇煥，而是將其歷史地位回歸真正的位置，這點來說是進步的。無論是金庸、梁啟超，還是史式，他們在袁崇煥的敘述上，都有過分渲染和忽略事實的地方，今天來糾正他們，是應該的。
用史料來挑戰權威是一件好事，但必須格外謹慎考證和組織史料，不可想當然耳，更不可妄下結論。
要評價袁崇煥的歷史地位，主要有兩大難點，其一，對史料的判斷和選擇；其二，對明代，尤其是明末整個背景的把握程度。
首先看我們對史料的選擇，需要格外謹慎。比如《國槯》雖是明末著名史書，其作者談遷也是嚴謹的歷史名家。但在論述袁崇煥的事迹上，卻可能不夠客觀。談遷著書之時，《清太宗實錄》並未修好，袁崇煥之冤尚未大白於天下，袁崇煥還是被當成誤國者、叛徒對待的。在這種情勢下，無論談遷怎麼公正客觀，他也難對袁崇煥進行恰當的評價。如果我們要引用談遷書中有關袁崇煥的史料，也應該盡量選用中性的。同樣，在《明史》正式澄清袁崇煥後，歷史評價又變成了一面倒的頌揚，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為拖翻清廷統治，文人學者為其大造聲勢，似乎又過了頭。
歷史對於不同時代、不同立場和不同對象都有不同的意義，文以載道、微言大義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我們也應該理解前人的不客觀之處。何況沒人能夠完全還原歷史，即使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雖然記錄不少，但必將受到官方的影響，許多重要資料當時就被銷毀，再加上年代久遠的資料湮滅，能保持下來的僅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保持下來的史料未必就是真實的歷史，史料的記錄人也有自己的觀點和角度，也受掌握事實的多少程度約束限制。如果我們在批評前人的同時，自己也犯同樣的錯誤，任意組織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資料，加以曲解和主觀臆斷，那麼，我們比前人又強在何處呢？
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較完整的、矛盾處很少的資料，我們也只能傾向於某種觀點，而不是認定，至於爭議性很強的事情，許多中性資料可能被誤讀和曲解，那麼，與其自以為是的下結論，不如繼續存疑。
其次，袁崇煥經略遼東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而政治、經濟、軍事這些方面又是貫穿整個明代歷史的，明末是其發展和延續。如果要了解袁崇煥的管轄權，要判斷袁崇煥在遼東的巨額軍費開銷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煥是否應該承擔後金第一次繞道進犯北京城的責任，要明白袁崇煥有無可能成為割據的「遼東王」等等問題，是不能脫離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經濟、軍事背景的。
以上兩點，說起來很容易。然而要準確判斷選擇史料和全面把握明末時代背景，真是談何容易，即使是專治明史的學者也未必敢誇下這個海口。雖然如此，卻也不能說此問題永遠無法討論，畢竟時代在發展，學問也在長進，許多明末問題專家已經形成了明確的結論，而明代之經濟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說，我們今天對袁崇煥進行歷史評價，比之前人有更多優勢，只要抱開放之心態，接受意見，勇於修正自己的觀點，定可得出較為可信的結論。
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能考中進士當是明代讀書人中出類拔萃的人物，稱其為八股文專家應該不為過。我們評價歷史袁崇煥，總是不由自主地將其當成職業軍人，卻是強求古人了。
明代遵循文人領軍制度，梵谷級軍事長官，諸如巡撫、總督、經略、督師之類職位，全部是由進士出身的文官擔任，多是掛兵部官職兼都察院官職負責軍務，高級軍事長官的職位從不常設，完成任務則回京。
有明一代，由於是非職業軍人擔任高級軍事長官，又從來沒有長期擔任，所以素質普遍低下。明末幾位尚稱能戰的高級將領，如熊廷弼、孫承宗、孫傳庭、洪承疇、盧象升，也都犯有過重大失誤。事實上，即使是職業軍人出身的將軍，在明末那般資源匱乏、條件惡劣的情況下，也未必能夠戰而勝之，何況完全缺乏軍事素養的文人呢？
明末時候，士兵軍心渙散、軍官貪污成性，部隊戰鬥力低下，這是全國都存在的現象。就遼東明軍，邊兵還算頗有戰鬥力，但補給不足，缺餉事件時常發生。此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歡空發議論，干涉邊事。薩爾滸和松山這兩次重大戰役的失敗，都有朝廷催戰的因素在內，明末黨爭激烈，皇帝崇禎多疑且急躁武斷，對於軍事決策的不良影響特別大。此為不利之二。
明末整個官僚體系風氣非常腐敗，主要是黨爭之風尤烈，朝廷官員分成了兩派互相傾輒，不論是非，只管立場。官員們好夸夸其談，喜唱高調，萬曆皇帝乾脆不理政務，天啟皇帝只信任魏忠賢，崇禎皇帝則走馬燈一般不停的換內閣首輔，國家戰略如同兒戲，朝政一塌糊塗。
梁啟超在《袁督師傳》中寫道：「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還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勢，皇帝無能、官僚腐敗，這些比戰場上的敵人更加可怕，評論袁崇煥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狀況，文天祥說過「時窮節乃現」，明末那腐敗的官場，能堅持做個廉潔的官員都不容易哩。
從袁崇煥遼東經略來看，他未必有多少軍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規蹈矩、性格倔強、自負、膽大，甚至愛逞能、獨斷、又出言無忌，倒是不虛。
袁崇煥當知縣的時候，就「以邊才自許雲」，袁崇煥大概也是自詡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薦進入兵部。袁崇煥好言兵，也像我們愛好歷史一樣，都是業餘的。自古至今，歷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趙括般無用的，那是百倍於如王明陽那樣成為名將的。
王化貞廣寧兵潰後，袁崇煥也沒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門，「即單騎出閱關內外」，回來還說：「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山海關當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嗎？細細想來，這句話就像幾年後袁崇煥對崇禎承諾的「五年平遼」一樣，只是妄言，當不得真。可是在那時滿朝官員都惶恐不安的氣氛中，這種豪氣是非常難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讚許。因為明末的風氣是一種變態類的好戰，其實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員都是軟骨頭，但都是好戰派，很難理解么？其實不難，這就是人性。
於是袁崇煥以監軍的身份來到遼東，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監軍，沒有幾個有出息的，袁崇煥作風截然相反。
「經略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
袁崇煥「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確膽大過人，然轉念一想，他這個監軍，雖然因此而獲得了好評，卻實在沒有必要冒這個風險。但由此可見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場上相當難得見到的這種獨特個性，既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榮譽，也給他帶來了悲劇結局之命運。
不久，經略王在晉和袁崇煥為了是鎮守山海關還是鎮守寧遠而起爭執，一直鬧到了天啟皇帝那裡，幸虧大學士孫承宗親往遼東視察，認同了袁崇煥的主張，並自請督師，罷黜了王在晉。
袁崇煥勤勤懇懇，為寧遠城的修築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孫承宗主持遼東期間，袁崇煥受到了相當的重視，但也有些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