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軒深刻地意識到：明朝的監督體系覆蓋了朝廷所有的官員，唯獨不包括皇帝，甚至可以說以科道言官為首的監察體系就是皇權手中的一條瘋狗。它能替皇家剔除對自己統治不穩定的因素，卻也會傷及國家根本。
家和國，究竟選哪一個？
首先，皇帝會用最野蠻的殺戮方式來確保皇權不受任何挑釁，而殺戮會直接傷害到社會生產力。
朱元璋雖然也算是明朝的一位賢明君主，但是在洪武十三年的「胡獄」案中，不僅以擅權枉法罪處死了丞相胡惟庸，還以通倭、通元罪誅殺其餘黨，累計達三萬餘人；在洪武二十六年的「藍玉」案中，以謀反罪殺死涼國公藍玉，並株連蔓引，殺死大小官員及其族人累計達兩萬餘人。
兩案之後，朱元璋基本上將開國功臣屠戮殆盡。明朝的其他皇帝雖然殺人、殺官員沒有朱元璋那麼多，但是在維護皇權的權威性上從沒有過絲毫的讓步。明成祖朱棣以凌遲的方式處死方孝孺十族，就可見一斑。
其次，至高無上的皇帝會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公」，窮奢極欲，浪費社會生產力。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保持節儉，皇后還在後宮領頭織布，這樣的皇帝也就他一個，他的子孫都過著真正皇帝的日子，而且有些人還做得非常出格。
例如，明英宗時期，北部邊防急需整飭，皇帝卻將支邊軍費一百萬萬兩「金花銀」收歸內庫，供內廷使用，聽任大同等軍事重鎮和北方防守力量的衰落，即使邊軍達到「饑荒旦夕難待」的狀況也無動於衷，不肯將銀子還給國庫，最後英宗做了瓦剌人的俘虜，也算是自作自受。
明萬曆皇帝更是一個花錢如流水的人。「萬曆中年，戶部歲入本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六百餘萬，入太倉庫者三百六十八萬有奇」，國家徵收的田賦，竟有三分之二流入了宮廷的內庫，供萬曆皇帝一人使用。即使這樣，銀子還是不夠這位神宗皇帝花，於是他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從民間直接收取工商業者的稅收供應大內。結果是「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把百姓錢財收刮一空，化國為家，真正實現了這位皇帝「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的「豪言壯語」。
皇帝貪財好貨，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導致吏治的整體腐敗。奉明神宗之命四處搜刮的礦監稅使，就幾乎個個是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稅銀45200兩，稅監孫朝只上交內府15800兩，而將29400兩隱匿私吞。據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的揭發，礦監稅使搜刮所得，「進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礦監稅使從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這10年間，大約貪污私吞了黃金10萬兩，白銀四五千萬兩。一般的官吏，同樣是貪得無厭，不僅貪污賑災銀兩、工程銀兩，就連贖贓銀（貪官贖貪污罪的款項）也不放過。
湖廣巡撫秦耀因遭彈劾罷官，離任之時還「侵贖贓銀巨萬」。一些內閣大學士的屁股也不幹凈，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就以納賄而著稱。據載，他曾接受楚王黃金1000兩、白銀1萬兩的賄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書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廣交為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為賂。錢神錮臭，恬不為非，無怪乎廉白之名跡多不見於天下矣」。面對朝廷官吏的整體墮落，這一百一十個監察御史如何監督得過來！
「所以說無約束的皇權是萬惡之源，無論多麼縝密的監督網路，如果漏掉了皇帝這條最大的魚，監督體系最終都會變成一種擺設。而當監督體系完全失效之後，就是新一輪的王朝更替。」
龍軒感覺很可笑，自己思慮到如今，最終要解決監察體系的辦法，居然是限制自家的權力。
明朝的監察權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當皇帝勤政有為時，監察體系能夠有效運作，確保吏治清明。而當皇帝出現惰政、亂政之時，監察機構就會產生異化。
異化的一種表現是，監察權力淪為政治暴力的工具。
建立嚴密監督系統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朝廷官員的清廉，嚴厲懲治貪·腐官員只是一種手段。朱元璋對貪官「剝皮揎草」，用意也只是震懾而已，希望官員都潔身自好。但是，後來的皇帝更看重的是這種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們利用廠衛及其他監察機構來控制朝廷官員，通過莫須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殺戮來建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治局面，以達到皇權的穩固，將一個正大光明的政府機構，變成了陰謀為本的特務機關。典型的背本逐末。
明朝的皇帝這樣做，朝廷的官員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同殿為臣的官員們也開始利用監察機構的權力互相攻擊。在明朝，官員根據門生關係、同僚關係、同鄉之誼等形成諸多的朋黨，如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宣黨、昆黨等等。各個黨派為了自身的勢力，相互傾軋。
而鬥爭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監察機構，引導輿論，在官員的定期考核中清除對立黨派的官員。如嘉靖時，嚴嵩即在監察機構內部安插自己親信鄢懋卿、胡宗憲擔任御史、巡按以打擊政敵、剷除異己。徐階力圖去除嚴嵩，自己入閣，於是「授意御史鄒應龍、林潤彈劾嚴氏父子」。
由此開始，科道諸官淪為內閣權力鬥爭的鷹犬，對不同政見、不同立場的政敵，在內閣首輔或者本幫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權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擊異己。
天啟初，周宗建上書批駁魏忠賢專權用事，魏閹則指使給事中郭鞏彈劾周宗建。其他科道官員如崔呈秀、倪文煥、石三畏等，御史王紹徽、崔維華等人，為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盡了犬馬之勞。在明代後期朋黨之爭的漩渦，監察機構逐漸異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此時的監察機構已經完全背離設置該機構的宗旨，成為了吏治進一步敗壞的催化劑。
異化的另一種表現是，監察官員整體的墮落。
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確定了官員的俸祿標準，其中一品官員是87石/月、二品61石/月、三品35石/月、四品21石/月、五品16石/月、六品10石/月、七品7.5石/月、八品6.5石/月、九品5.5石/月。對比所有的封建王朝，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而且明朝廷在發放俸祿的時候只是發放部分祿米，其他部分通過折鈔的方式發放，往往是朝廷變相地剋扣官員的俸祿。
所以明朝廉潔的官員都過著相當艱辛的生活。如明英宗時期，御史劉准為七品官，每月實際發放的祿米只有一石五斗，養不活一家人，病死之後，還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債務無法還。
明憲宗、孝宗時的張昺，官至正四品的四川按察司副使，因病辭官後生活無著，時而斷炊，死後沒有錢買棺材，還要靠旁人幫村才得以埋葬。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右都御史的任上離世，死後清點其財產，「俸金九兩，葛布一端，僅衣數件而已」。在這種艱難的條件下，監察官員要保持自己的操守是需要堅強意志的。
然而，在嘉靖、隆慶、萬曆時期，社會風氣和道德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退化。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時期工商業經濟發展帶來私人經濟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明朝內廷、宗室已經完全放棄了朱元璋所主張的節儉的生活方式，整個社會奢靡之風盛行。
為了過上富足的生活，俸祿微薄的士人群體逐漸放棄了正統的儒家觀念，官員變成商人，權力化作資本，官場充斥著銅臭之氣，當時的狀態是「大官貪污受賄致富，小官舞弊勒索濟生」，幾乎是無官不貪。明代士林翹楚如夏言、嚴嵩、徐階、張居正無不身家百萬、富可敵國。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雖然科道官員當初也有捨己為國、一心忠於朱家王朝千秋大業的理想，但儒家倫理價值觀總歸經不住私人經濟利益的強烈持久衝擊，最終喪失自我，成為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李贄是明朝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萬曆五年做過姚安的知府，在面對私人利益和儒家倫理之間的掙扎，他這樣自嘲「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而對當時讀書人的目的也說得非常的直白：「自朝自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風水以求福蔭子孫」。久而久之，缺乏有效監督的科道官員就同樣染上了官場惡習，要麼逐權逐利、貪瀆成風，要麼隨波逐流。
這些監察官員「以緘默為老成，以謇諤為矯激，已難乎其忠直亦」。而一旦監察官員開始貪贓枉法、收受賄賂、濫施淫威、巧取豪奪，監督者和被監督者就沆瀣一氣，對社會的盤剝就更加變本加厲、有恃無恐。
明朝初年的陳寧是明早期御史台的左御史大夫，在蘇州時徵收賦稅非常苛刻，經常用烙鐵燒人，當時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稱其為「陳烙鐵」。
嘉靖時期的趙文華，曾以右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