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沒結果！坐辦告訴了許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與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難。然而律例森嚴，他亦不敢擅自區處，只能吩咐，帶回刑部，再作道理。
帶回刑部，自然送監。提牢廳的主事卻不肯收了，「加恩發遣的官員，那能再進這道門？」他說：「不行，不行！」
「你不收，讓我送他到那裡？」
「這，我們就管不著了。」
「何必呢？」秋審處坐辦說，「他的行李箱籠，都還在裡面。
老兄怎麼不讓他進去住？」
這話將提牢廳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東西不成？」他氣鼓鼓地說：「人犯在監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讓他家屬具結來領就是！」說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兩個兒子都等在門外，然而無法進衙門，刑部大獄，俗稱「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內外隔絕，搞得唐炯棲身無處。
不過，唐炯到底跟獄卒有兩年朝夕相見的感情，平時出手也還大方，所以有個吏目「瞞上不瞞下」地，悄悄兒將唐炯放了進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卻不能再住了。提牢廳主事依照發遣的規矩，派差役將唐炯送到兵部武庫司，那裡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進退維谷之際，幸好有個唐炯的同鄉後輩，也是蜀中舊識的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夔龍，出面將他保釋，才能讓他回到長子家中。
這無非暫時安頓，究竟如何出京到雲南，聽候雲貴總督岑毓英差遣？猶待發落。反正既非充軍，兵部可以不管，如說分發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無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這是右侍郎許庚身所管，督飭司官，翻遍舊檔，竟無恰當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軍機，竟如此大勞其神。最後兩尚書、四侍郎會議，才商定一個變通辦法，由刑部六堂官具銜出公函給岑毓英，讓唐炯帶到雲南面報，權當到任的文憑。
※※※
轉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屬進貢的專差專使，絡繹於途。由於一開了年，元宵佳節，就是皇帝親政，皇太后訓政的盛典舉行之日，所以藩屬的專使，除了貢獻土儀以外，還齎來賀表。
其中之一是朝鮮的專使金定熙，他還負有一項「王命」，與朝鮮王父子間的利害衝突有關。那是光緒八年的事，當時朝鮮為日本勢力所侵入，親日派李載冕、金宏積、朴定陽之流，號稱新黨，組織總理機務衙門，以師法日本為職志，因而與守舊派明爭暗鬥，終於勢成水火。
守舊派的首腦之一是大院君李昰應。朝鮮國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統，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應，由於為外戚閔氏所抑制，閑居雲峴宮，抑鬱已久。以後新黨改革兵制，聘請日本軍官實施新式訓練，求效過急，為士兵所不滿，叩訴於李昰應，竟造成極大的內亂。李昰應率領這批士兵，進犯王宮，殺王妃閔氏，殺總理機務衙門的官吏，而舊黨乘機起事，演變成排日的大風潮。
日本駐朝鮮的花房公使，走仁川，歸長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為借口，發兵攻擊。朝鮮王李熙向中國乞師，但李鴻章不願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派吳長慶率淮軍渡遼為朝鮮平亂，逮捕大院君李昰應，禁閉在保定，然後與日本議和，讓日本取得與中國軍隊同駐朝鮮京城的權利。
事定以後，本來應該釋放李昰應，而且朝鮮亦曾數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執意不允，亦不說原因。因此，朝鮮始終不放棄努力。及至醇王執政，朝鮮使臣求到他門下，醇王慨然應諾，找了個機會向慈禧太后面奏，說祖宗向來懷柔遠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應幽禁已久，不如放他歸國，保全李昰應、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說：「你應該明白。」
「臣愚昧！」醇王實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問了！」
醇王卻一定要問，微微仰臉用相當固執的聲音說：「總要請皇太后明示。」
那神態中微帶著不馴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動，心腸隨即便變硬了，「我不知道你裝糊塗還是真的不明白？」她從容自若地說：「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兒子當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應就是榜樣。」
這兩句話豈僅取瑟而歌，簡直就是俗話說的「殺雞駭猴」！醇王沒有想到受命過問政事，竟遭來這樣深的猜忌。因而顏色大變，渾身發抖，癱在地上動彈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駕崩的那晚，聽到慈禧太后宣示：醇親王之子載湉入繼大位那樣，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將他嚇怕了，也就滿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決不會有什麼！我的話不是指著你說的。」接著便吩咐太監將醇王扶出殿去。
從這一次以後，醇王一言一行，越發謹慎小心。而李昰應亦終於由於李鴻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國，負護送之責的是袁世凱。他本來一直帶兵駐在漢城，此時更由總理衙門加委「辦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成為朝鮮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國使節。而袁世凱少年得志，加以不學而有術，未免頤指氣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鮮王李熙漸起反感，各國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凱又捲入朝鮮宮廷的內爭之中。他本來與李熙的內親閔泳翔交誼甚篤，而閔泳翔與大院君李昰應是世仇，由於袁世凱護送李昰應回國，一路上談得很投機，因而招致了閔泳翔的猜忌。於是而有流言，說袁世凱將用武力廢去李熙，用李昰應為王。這一來，父子之間，又成參商。金定熙此來，就是想設法能讓中國召回袁世凱，以絕後患。
這當然要在總理衙門下手。慶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禮，便得幫他說話，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陳述來意。
一聽牽涉到李昰應，醇王就雙手亂搖，「你不要跟我談這件事！」他說，「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麼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說道：「袁世凱人很能幹，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見他頭痛，各國在那裡的使臣，亦對他不滿。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糾紛，很難收拾。再有一層，袁世凱如果真的擁立大院君，那就會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麼？」醇王這時才聽清楚，急急問道：「他要擁立大院君？」
「朝鮮有這樣的流言，外交使節中更是傳說紛紓袁世凱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膽子很大，年紀又輕，說不定就會闖出禍來。」
「那不行！」醇王說道，「你應該出奏。」
「是！」奕劻問道：「怎麼說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凱。」
「老七！」奕劻用徵詢的語氣問：「是不是以面奏為宜？我看，咱們一塊兒『請起』吧！」
醇王考慮了一會，覺得此事必須「獨對」，但總理衙門的事務，又不便撇開奕劻，只有分別陳奏之一法，因而作了決定：「還是你那裡上摺子，說簡略些不要緊，反正上頭一定要問我，我再談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摺到了慈禧太后那裡卻無動靜，醇王自不便查問，同時也無暇查問。
已經到了快封印的時候，還有上百萬銀子的開銷沒有著落，而旗營將弁向來逢年過節，都要靠醇王周濟，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銀票，才能應付得了。
公私交困，幾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還不怕，最使醇王心裡難過的是，三海工程將完，重修清漪園的工程亦已開始，兩處工款又積欠到一百五十多萬，只發半數，亦須七八十萬。慈禧太后聽了李蓮英的獻議，責成醇王轉告李鴻章借洋債，卻又不願居一個借洋款修園的名聲，只好以興辦海軍學堂為名，秘密囑託李鴻章設法。
李鴻章亦知道此舉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敢彰明較著地進行，只關照天津海關道周馥私下探問，這一來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臘八節才有消息，滙豐銀行願意借八十萬，年息六厘，兩年還清；法國東方銀行肯借一百萬，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鎊折算，分十年拔還；德國德華銀行亦願意借一百萬，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較長。然而不管那一家銀行，都是等運河解凍，才能將銀子運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後的事了。
為此，醇王特地派專差到天津，傳達口信，要李鴻章無論如何在封印以前，湊集八十萬現銀，趕運進京，否則就會耽誤「欽工」。如今又是十天過去，尚無消息，立山亦頗為著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蓮英進言。
於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見醇王，詢問究竟。醇王不敢說實話，一說實話必遭呵責，心一橫，大包大攬地說：「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過洋人辦事，一點一划，絲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總可以取到。」
「今天臘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問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發放？」
這近乎責備的一問，將醇王噎得氣都透不過來。只不過供她一個人游觀享樂的費用，倒象比發放軍餉還重要似的，心裡真想頂一句：「這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