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兩個重要決定，也就是在明年要辦的兩件大事，一件是由選秀女開始，為皇帝立後，一件是預備撤簾歸政。
於是，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見軍機，當面囑咐，決定帶皇帝去謁東陵。此行有三大典禮，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東陵上去行「敷土禮」。慈安太后暴崩於光緒七年三月，當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為病體初愈，不耐長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紀太輕，亦不能送葬。」四年以來，慈禧太后一直認為這是一件她應該對慈安太后抱歉的事，決定趁撤簾歸政之前，彌補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極以後，始終還沒有瞻謁過穆宗的惠陵，這一次應該盡禮。第三就是在東陵隆恩殿為列祖列宗行大饗禮。
所謂「敷土禮」就是民間的掃墓，自以清明為宜，所以當天頒發上諭，定於二月二十七起鑾，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禮，禮成以後隨即迴鑾，預定三月初七還宮。為了遷就三月初二清明這個日子，迴鑾的行程相當匆促，而必須在三月初七還宮，則因為這一年會試，定製三月初九第一場開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闈。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誤試期。
這一下，有三個衙門要大忙特忙了。第一個是直隸總督衙門，要辦「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蹕道；第二個是禮部，要準備各項儀注；第三個就是內務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宮眷的車駕食宿，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大感為難的既非內務府，亦非直隸總督衙門，而是禮部。慈禧太后謁陵，儀注自有成例，為難的是初謁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寢，並無成例可循，找遍舊案，只有同治四年，兩宮太后致奠孝德顯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顯皇后薩克達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當皇子的時候，宜宗為他所冊立的嫡福晉。但這位福晉福薄，並未當過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繼母孝和睿皇后駕崩，第二天，這位福晉薨逝。而當孝和睿皇后駕崩時，宣宗已經高齡七十有二，並且有病在身，歲暮之際，接連遭遇喪事，過於傷感，所以不到一個月，亦就龍馭上賓了。
於是文宗即位，薩克達氏被追封為孝德皇后，而她的喪儀進行到一半，由於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晉變為皇后，亦就更改為大喪儀，梓宮一直停放在東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於定陵，兩宮皇太后致奠，因為孝德皇后是元後，當然用的是妃嬪對皇后六肅三跪三叩的大禮。
這一次慈禧太后拜謁慈安太后的陵寢，應該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滿尚書延煦主張最力。
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兩宮並尊，而死後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豐十一年文宗駕崩的時候，始終是皇后與懿貴妃這兩種不同的身分。如果說慈禧太后此時可以平禮致祭，那麼當時兩宮以妃嬪之禮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錯了。
於是定議，詳細復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饗禮的儀注，寫的是：「康興九年秋，聖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謁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廟，越日啟鑾、陳鹵簿、不作樂。
既達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東旁，奠酒舉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詣明樓前中立，六肅三跪三拜，隨舉哀奠酒，復三拜，還行宮。後世凡皇太后謁陵仿此。」
這個儀注，慈禧太后自無話說，接下來看到皇太后「詣普祥峪定東陵行禮禮節」，自然而然想到當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將禮部的奏摺，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監宮女見此光景，嚇得個個屏聲息氣，雙腿發抖。
當然，李蓮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隨便說話，努一努嘴，示意太監宮女都退了出去，然後撿起奏摺，悄悄看了一下，還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禮部所擬的儀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著奏摺，咬牙說道：「禮部擬的什麼儀注？」
「那兒不對，傳旨軍機說給他們改就是了。」李蓮英說，「禮部堂官都是書獃子，何必為他們動那麼大的氣？」
慈禧太后也是一時之氣，自覺為此發怒，會遭人背地裡批評，度量太狹，因而忍住一口氣，接納了李蓮英的建議。
於是軍機承旨，通知禮部重擬儀注，要跟當初兩宮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禮節，稍有區別。這本來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擬之時，就酌量更改，亦不會有人批評。但這樣一奏一駁，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會試將近，才俊之士，雲集京師，其中頗不乏為老輩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將這件事看得很深。因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這也可以說是舊事重提。當年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漸，深恐明朝嘉靖年間「大禮議」的故事重演，所以極力裁抑醇王。上至親貴，下至翰林，幾乎無不以為醇王絕對不可過問政事，防他因為干預朝政而逐漸養成羽翼，一旦皇帝親政，成了無形中的「太上皇」，便無人可以制他。這重借為穆宗立嗣作題目，其實等於「爭國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吳可讀尸諫，方始告一段落。
在當今皇帝入承大統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處於極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從此與國家政事絕緣，閑廢終身，因而當時上奏兩宮太后，有「曲賜於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的苦語。誰知忽忽十載，情勢已變，如今醇王不但過問政事，而且成了「太上軍機大臣」，吏事、軍務、財政一把抓，當年的杞憂，成了今天的隱憂。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醇王決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簾，優遊于禁苑之中，大權交付於皇帝之手，那時誰也保不定醇王會不會起異心？即或他本人並無此意，卻又有誰敢斷定，他左右不會加以慫恿？趙匡胤這樣謹厚而不好威權，不也「黃袍加身」，欲罷不能嗎？
因此，為了消除這重隱憂，今日之下，必須講禮，禮制並稱，唯有禮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製得了不測的異心。如果此時為了不關輕重的儀注，可以容許慈禧太后不守禮製成法，便是開了一個惡例，將來皇帝親政以後，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後塵，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試問禮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顏直諫？
當然，這些議論，關係重大，只能在最親密的朋僚集會中，悄悄交談，而禮部六堂官當然也都了解此事關係的重大，同時也頗警惕於士論不可輕忽，倘或曲從懿旨，修改儀注，引起士林不滿，紛紛上書，那時言路上一定會有所表示，首當其衝的，便是禮部官員。
但如公然違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難處，而啟鑾的日子卻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從李蓮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禮部的一名跟李蓮英拉得上親戚關係的司官，特地備了一份豐腆的水禮，專誠拜訪，屏人密談，細訴其中的苦衷。
這些地方，李蓮英極知大體，一口應諾，設法化解此事。
回到宮中，他自己不便進言，要跟榮壽公主去商量其事。
榮壽公主在宮中有特殊的地位，因為慈禧太后對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寵愛，加上她知禮識大體而得到的重視，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憐，再因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覺愧歉。這愛、重、憐、歉四個字加起來，竟奇怪地起了畏憚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禮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顏色花樣過於鮮艷，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總要叮囑左右：「可別讓大格格知道，讓她說我兩句，我可受不了。」
當然，這也因為榮壽公主凡有進諫，第一是一定有駁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諷而婉，暗中點到，從不傷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著這樣一件棘手的事，她雖義不容辭地一肩承擔了下來，卻不敢操切從事，只是默默盤算，耐心地在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