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輝不會和人民群眾講理想。理想這個東西不應該是強加給人民群眾的。
復興黨作為一個革命的組織，王書輝可以給復興黨設置理想。可是人民群眾不是復興黨，王書輝當然不會把對復興黨的要求強加給人民群眾。
人的主觀能動性確實是很強大的。但是在物質決定意識這個前提存在下，主觀能動性也必須依靠物質條件發揮。
所以，王書輝沒有照搬照抄很多現成兒的辦法，畢竟，沒有經歷過那個特殊時代的十七世紀的中國人，雖然很可能會被高大上的典型宣傳所吸引，但是那些高大上的東西和人民群眾的實際覺悟實在相差太遠了。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王書輝才會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前來參加會議的全國各個地區的宣傳部門主要幹部說道：
「我們的宣傳工作應該怎麼做？我們復興黨的宣傳工作，就是要用最簡單的文字，最直白的語言，最直接的表達，最樸素的口語，通過報紙、通過廣播，把我們復興黨的各種國家的和地方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解釋給人民群眾聽。讓人民群眾知道這些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是什麼意思，讓人民群眾知道這些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說的是什麼內容。」
「這個要求聽起來好像不難，可是呢，現實是，肅委會的同志們還是辦了好幾次的學習班，不少國家的和地方的宣傳幹部，報紙和廣播電台的新聞工作者，還是因為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原因，說胡話，說假話，說空話，說廢話，然後被肅委會的同志給挖了出來，送到學習班裡整理思想去了。」
「干不好工作不要緊，但是干不好工作的原因我們必須找出來。有一些同志，腦子裡面產生了一些封建主義的反動思想，他們覺現在我們復興黨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不用群眾反對他，打他石頭，打他鋤頭，我們復興黨自己就要先把這些人揪出來！」
「覺得自己是封建主義的官老爺了，做事情只顧著自己的利益，只考慮自己的好處，所以他們就喜歡搞那一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歪理邪說了。他們就覺得自己的地位高，自己是群眾的『父母』，所以自己幹什麼事情做什麼決定，就都不需要和人民群眾說清楚，商量明白了。」
「我在我們黨內反覆講！天天講！我們中國是個人實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國家，我們復興黨不是中國這個買賣的主人！勞動人民，工人階級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我們復興黨就是幫著主人、東家們經營店鋪的掌柜的而已。」
「難道作為掌柜的，店裡面有了什麼變化，制定了什麼新的規章，要做什麼新的變動改動，這些事情不應該向主人、東家們說清楚嗎？」
「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就是這種主觀上有問題，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不是服務員而是官老爺，不是掌柜的而是東家，覺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糊塗蛋，他們不是不知道這麼做是錯的，但是為了他們的利益，為了躲避人民群眾的監督，他們就是要在報紙上、廣播里說胡話、說廢話、說蠢話、說假話，他們就是妄圖蒙住人民群眾的眼睛！」
「這種心裡沒有人民群眾，心裡把自己放到人民群眾頭上的人會在當地掌權，那就說明了一個問題，當地的人民民主制度肯定貫徹執行的不好。結果肅委會的同志一調查，果然一個地區的主要負責的領導幹部都有問題。」
「我們黨內還有一部分人，這部分人在主觀上並沒有想要蒙蔽群眾想要愚弄群眾的想法，但是呢，當地負責宣傳工作的同志在客觀上有問題。他們不是不想把工作干好，而是實實在在的缺乏那個能力。」
「但是是不是說，只要在主觀上沒問題就真的沒問題了呢？」
「還是那個道理。一個店鋪的東家雇個無能的夥計幹什麼？要是連話都說不清楚，人家店鋪的東家憑什麼僱用你？」
「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出現這種能力不足的人負責宣傳工作的事情，我們不會追究宣傳幹部，而是要追究當地黨委為什麼任命了一個能力不足的幹部。」
「但是這也不是說當事人就一點責任也沒有了！這樣的同志，必須要回爐重造！按照我們復興黨的老傳統，送回幹部學校重新訓練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同志們，你們不要覺得我們對負責宣傳工作的同志太嚴苛了。要知道，你們這些同志負責的宣傳工作，是我們復興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樑！你們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你們的工作干好了，我們黨和政府制定的方針、政策，出台的法律法規，人民群眾才能夠搞清楚搞明白。可是如果你們的工作干不好，人民群眾在報紙上、廣播里，看到聽到的都是胡說八道、亂七八糟，那麼人民群眾就會覺得我們黨和政府是胡說八道、亂七八糟。」
「所以不是黨和政府對你們的要求嚴格！而是人民群眾，這些復興黨和中國政府的東家們對你們的工作要求嚴格！」
對人民群眾，王書輝要求復興黨不唱那些沒用的高調，不搞那些沒用的胡說八道。這是因為從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出發，人民群眾不聽那些沒用的高調，不信那些沒用的胡說八道。
王書輝不和人民群眾講理想，所以王書輝只和人民群眾講利益。
事實就是的非常實在的事實。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是利益。所以和人民群眾講利益，人民群眾聽得懂，願意聽，容易接受。
王書輝並不怕和人民群眾講利益。對於中華帝國的所有利益的分配，王書輝只怕不能和人民群眾講明白，講清楚。他最怕的是出現那種隱瞞利益分配，出現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情況。
所以人民民主制度下，全民所有制的經濟體制下，國家拿走多少利益？人民群眾拿走多少利益？國家用拿走的利益為人民群眾辦了多少事情？辦了什麼事情？
關於這些制度和政策的東西，王書輝不僅要求各級宣傳部門在各種媒體上天天講，反覆講，而且更是直接就把涉及這些東西的原理、原則和法律、條文等等，直接就放到了少年軍的政治教科書裡面。
王書輝領導的復興黨和人民群眾講利益，人民群眾是很愛聽很關心的。
可是從另一個方面講，已經被徹底的撕掉了一切假面具，被複興黨領導人民群眾的反封建革命掃進垃圾堆的封建道德崩塌之後，新中國的人民群眾開始前所未有的關心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樣一股熱潮，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比如說，對於近兩年出現的生產過剩問題，就有這方面的原因。
無論是王書輝本人，還是王書輝領導的復興黨，都沒有從管理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幾千個上到幾十萬上百萬人，都沒有從管理幾個、十幾個、幾十個上百個企業的情況，轉速的轉變心態，從根據地管理轉化到國家管理這個層面上來。
1630年左右的時候，復興黨還只有湖北、魯東和遼南這區區三塊小地盤，幾千萬的人口。到了1634年復興黨一下子就開始管理起整個北中國和南方部分地區以及上億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時候，復興黨是只管生產，只管擴建，因為有整個中國作為市場，有整個東亞作為市場，只存在復興黨的工業企業生產的各種產品不足的問題，不存在復興黨生產的產品過剩的問題。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華人民民主帝國建立之後，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同時完成了人口遷移，農業工業化建設和地方工業建設之後，原本的消費者一下子變成了生產者，過去落後原始的農業社會生產力一下子變成了最差也是成熟產品的蒸汽動力的，一般都是電動力的先進生產力了。
如果是幾千萬人搞生產，一億多人進行消費，這幾千萬人生產的產品還不存在什麼過剩的問題。
可是當一兩億人搞生產的時候，在這些生產者的消費思想還沒有實現轉變的情況下，那些把工資都存進了銀行，天天節衣縮食，鉚足了勁頭搞生產賺鈔票的生產者生產出來的海量產品，就肯定會出現商品過剩現象。
造成這種情況，一方面肯定是復興黨的在國家層面的經濟規劃沒有搞好。王書輝從現代社會拿回來的那套現代社會的智囊團搞出來的國家經濟規劃不符合中華帝國的實際情況。而復興黨自己，也還沒有把組織全國兩億多人民群眾搞生產的能力鍛鍊出來。
另一方面，調整國內經濟，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把一些高端消費品，如汽車（廉價的國民汽車），商品住宅，家電產品等等投放到市場上，也是下一階段復興黨的一個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華帝國突然爆發出來的快速工業增長，超過了尚未進行開發的稚嫩世界市場的容納能力。
不過到華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復興黨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制定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時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國經濟計畫方案，進一步開展和完善全國各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對全國各個地區的地方企業進行調整，更加主動的積極的開發世界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