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口白牙的講理論，這麼做是沒人相信的。
但是講理論的同時，隨著理論而來的政策和制度能夠實實在在的給人帶來好處的話，那麼不管這套理論有多麼驚世駭俗，只要這套理論能夠實現自洽，大部分人就是都會接受這套理論的。
復興黨的理論體系在後人看來並不怎麼高深和複雜，基本上都是很簡單的內容。王書輝自己的水平有限的同時，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沒有那麼深層次的實踐，所以王書輝選擇的也是很簡單的能夠和這個時代的人的認知能力相適應的東西。
總的來說，復興黨的理論體系就是一個以介紹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萬世歸一律》和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萬物一統律》為基礎理論，然後結合各種基礎的自然科學知識，以基礎的進化論內容的《物競天擇律》為框架，推導出工業生產勝過手工生產，社會化大生產勝過小農生產的工業化思路，最終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關係論證清楚，推出最終的必須以發展生產力，消滅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為己任的工業化政黨理論。
這一套理論在制度上的體現，一個是堅持復興黨領導國家，一個是堅持人民民主制度。
作為現代人，王書輝即使對很多理論有著比較明確的理解和認識，但是就他本人的能力來說，他也沒有創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論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王書輝能夠做到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直接把後世的東西拿到這個時代來用。
不過就他的個人能力來說，前三十年的理論和思想雖然是他比較喜歡的能夠很好的體現出先進性的理論，但是他和他領導的復興黨駕馭不了這套理論體系。
當然了，他也不會真的就把那一套讓江山變色，讓人民遭殃，製造了一大幫打著精英主義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團和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特色理論體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來。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場上，對這一套理論相當的警惕。所以他才會把復興黨的肅委會、紀委會，設置到和國家審計和統計委員會、國家財政和計畫委員會同等的，國家最高級別的政策制定機構的高度上去。
特別是即使為了讓自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為整體上採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興黨中國的經濟活躍貢獻力量，但是復興黨對於那些在復興黨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現的比較順從，身上沒有血債，沒有民憤，能夠被動和主動的將土地上繳，主動和被動的將自己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愛國資本家們，態度仍舊是非常的驚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從事輕工業生產和第三產業的民族資本家雖然沒有反封建革命的對象封建地主階級的遭遇那麼可怖和凄慘，但是因為他們的脫胎於這個階層，復興黨還是在政治上給予了他們一種完全可以說成是歧視性的待遇。
即使這些民族資本家主動或被動的接受了復興黨的《人民（工人）權益保護法》的束縛，不能對他們的工人進行嚴重的剝削了，可是從經濟上，他們要和實力強大的國營企業競爭（復興黨在這一點上倒是比較公平的。他們為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的競爭提供了最公平的環境和政策。當然，即使如此民族資本家也別想獲得復興黨的政策傾斜。）。
在政治上，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復興黨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兩口（孩子都是國家撫養的）之家的規模異地分居的話，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國家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和福利政策。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就不能夠在復興黨中國獲得任何的政治權利。
因為復興黨中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憲法上被作為專政對象的他們被這樣對待，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當然了，這種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對待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這些民族資本家以及他們的子孫，一是沒有人民代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是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成為公務員，也不能進入大學學習，成為軍人、科學和技術研究人員等等的權力。
對於老百姓來說，民族資本家作為有錢人是值得羨慕的。國家也允許普通國民自主創業，自己經營企業和工廠、商店、第三產業等等。可是這些人在經濟上確實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時，他們在政治上的利益卻被全面的剝奪了。
用老百姓最樸實的觀點來說，那就是當資本家確實可以掙很多的錢，但是因為資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對有錢人的時候，還是能夠非常的心平氣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復興黨對所有參與對外貿易的民族資本家也進行了限制。這個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資本家參與海外貿易。畢竟早在1632年左右，長江商團（包括秦氏商團、枝江商團、松滋商團、武昌商團和金陵商團）就開始全面參與海外貿易了。但是凡是參加海外貿易的民族資本家企業，則必須接受復興黨的財物監督和工會監督。
具體的說就是，所有參與海外貿易的企業，必須接受復興黨「四馬分肥」的政策。
所謂「四馬分肥」，就是指參與海外貿易的企業，必須接受復興黨商業銀行的一部分貸款，將企業的部分股份轉讓給公方（一般為銀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組成）。公方不會參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對企業的財務進行監督，同時還要在企業內部組織工會，維護工人的「人民權益」。
與此同時，企業獲得的利潤採取「四馬分肥」的分配原則。即分為國家所得稅（10%）、企業公積金（20%）、工人福利費（20%）、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大體佔大約50%，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
不要覺得復興黨這樣比較強硬的介入民族資本家的企業有多麼的不公平。實際上，國營企業在國家所得稅的上繳上高達30%左右，同時國企還要接受黨委和工人代表委員會的兩重監督。在企業公積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比例也要比私營企業高的多。其中在企業的技術革新和升級方面支出達到總利潤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達40%。
所以說，如果把國家作為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方和民族資本家進行比較的話，國家從國企的利潤中也只能獲得30%，而在私營企業里，資本家可以通過「四馬分肥」獲得高達50%的企業利潤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資本家在企業經營中失敗的話，那麼資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產了事。國家是不可能為他們兜底的。
當然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解釋了為什麼在國家放開了對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限制，允許他們到中華帝國的藩屬國投資設廠之後，無論是那些從事輕工業的國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忙不迭的跑到東南亞地區的中華帝國藩屬國去投資設廠的現象。
畢竟中華帝國對目前階段藩屬國國民設定的最低工資，即使對藩屬國國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恩賜，但是和國內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比較起來，他們仍舊是非常純粹，幾乎是沒有什麼用工限制的超級廉價勞動力。
目前階段里，那些接受過當地中華帝國駐軍一年左右的簡單紀律和組織培訓的朝鮮人和倭國人，就是中華帝國的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最喜歡的用工對象。
截止到1638年，中華帝國在南中國海各藩屬國的企業，幾乎每年都要吸引幾萬名朝鮮和倭國歸化民到南中國海地區就業。
當然了，如果說在復興黨治下的民族資本家已經挺不容易了的話，南明偽證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掌握了南明偽政府的所有權力，把崇禎皇帝徹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團建立的手工工廠具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特徵。但是很明顯，他們的日子遠沒有後世著名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那麼滋潤。
固然，這個時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資本主義集團像「蔣宋孔陳」一樣，憑藉國家政權的壟斷力量，通過掌控金融、苛捐雜稅、商業投機、通貨膨脹等手段巧取豪奪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壟斷性質的手工工廠。但是，一方面他們沒有外面的美國爸爸幫忙，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廣闊的國內市場供他們興風作浪。在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和對他們的海外貿易的全面封鎖下，他們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擁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買辦。
讓人比較驚訝的是，特別是讓王書輝有些沒想到的是，掌控南明偽證府權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團，在復興黨的巨大壓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說，至少在浙江地區，江南官僚地主集團重新恢複了國家賑濟體系。
很明顯，因為從1634年以後接連丟失了江西地區和廣東地區，南明偽證府已經吸取了一個明顯的經驗教訓，那就是絕對不能對遭遇自然災害的老百姓繼續不管不顧了。因為只要在他們的地盤上出現了流民和難民，那麼復興黨的軍隊就會雷霆萬鈞般的出現在當地，先是消滅當地的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