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四月，中華人民民主帝國完成了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這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讓王書輝有點沒有想到，截止到1637年二月，中華人民民主帝國的戶籍錄入人口已經達到一億四千萬人，和他原本推算的八千到九千萬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不過一想到從1620年開始，復興黨先後控制了湖北全省、河南和陝西南部以及山東東部地區，這幾個地區的四五千萬人口在十數年的穩定糧食供應和超時代的醫療衛生條件下，發生了高速的增長也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從新中國建立開始，因為國家對全中國嬰幼兒和少年兒童的教育和撫養採取了全面或者部分買斷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個別專門靠生孩子賺補貼為生的懶漢混賬夫妻。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國家才制定了相應的《教育撫養法》，從法律的角度杜絕這種所謂的「吃兒女」的醜陋行徑。
按照新的《教育撫養法》規定，因為國家制定了完善的退休政策，承擔起了全體國民的養老工作，所以從法律實施開始，國家將不再支付給父母教育補貼，而是對所有未成年少年兒童以及嬰幼兒天然的獲得教育撫養的權力。
新的《教育撫養法》在一些後進地區（後佔領地區）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動蕩。不過在政府比較細緻的解釋和宣傳的工作下，以及對部分冥頑不靈的「藏在人民群眾中的頭腦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階級敵人」的鎮壓產生的巨大威懾，新法律的推行工作在總體上還是比較順利的。
其實這個法律對於那些十多年前就開始生活在工業化社會中的老根據地人民群眾來說，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經是三級左右的技術工人或者同等級的職工了，對於他們這些每個月可以賺到三千元左右人民幣的人來說，每年三百元的教育補貼確實仍舊是一筆錢，但也已經不再是一筆大錢了。
而且這十年間，他們光負責生，不負責養，孩子從嬰幼兒開始就由國家撫養、照顧和教育，他們作為父母只需要每個休息日去育嬰院、幼兒園和初級少年軍軍營去看看孩子就行了。這樣的日子，讓他們相當的舒服。
國家並沒有阻斷他們和自己的孩子之間的父母之情。但是國家卻接過了對於夫妻來說最繁重最困難的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工作。
他們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為自己孩子的成長進行任何的付出。在孩子從學習階段畢業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收穫幾個，能生的夫妻甚至可以收穫十幾個已經長大成人並且有工作有能力的成年子女。
既不用履行作為父母的義務又不用承擔作為作為父母的責任，還可以獲得得到了國家全面教育和培養的子女，這種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而且，因為子女的教育和撫養工作已經被國家接手，作為父母的他們還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享受游公園、逛商場、看電影、看話劇等等「豐富多彩」的個人生活，充分的銷自己的工資購物和享受。在新的《教育撫養法》頒布之後，他們又明確的認識到了自己的養老也是國家承擔的。所以完全解除了後顧之憂的他們，就更沒有理由反對國家的政策了。
其實從後世的角度考慮的話，現代中國的父母其實也並沒有真的就承擔起了多少對自己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工作。從王書輝的經驗講，他在現代社會接觸到的那些年輕夫婦，都是把孩子生下來之後就扔給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撫養了。
等到孩子大了一些以後，上幼兒園，上小學這個階段，一般也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負責接送。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時候，大部分孩子都在類似於監獄的全方位中學裡讀書到考大學。
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現代中國的父母對子女的付出其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就是單純的經濟付出。而那些現代中國的年輕父母們，也根本就沒有指望過自己的子女日後會贍養自己。他們的養老問題，都是依靠社會保險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復興黨中國看起來確實好像為那些新生的國民付出了大量的教育和撫養資源，還要承擔起老國民的養老工作。但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講，老國民們一直到退休之前（中華人民民主帝國的退休標準為男六十五歲女六十歲）一直在工廠和農場中工作，其實國家給他們養老的付出，根本就是對他們在退休前勞動創造出來大量價值的一種回覆。
通俗的講，國家付給他們的養老金和相應的醫療待遇，都是他們過去自己賺出來的。更何況就目前復興黨中國的醫療技術水平而言，一個老年人能夠活到七十歲左右就已經非常的難得了。也就是說，國家為他們支付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障，最多也就是五年左右的時間。
而從新國民的角度來說，每年誕生的千萬級的新國民中，需要為國家支付十五年左右的教育和撫養補貼的佔百分之八十左右。這些佔百分之八十的多數人，接受的是國家最高到中專（育嬰院三年，幼兒園三年，初級少年軍三年，中級少年軍三年，中專三年）左右水平的教育和撫養。當他們中專畢業之後，就開始進入工廠、農場、軍隊等部門和單位，開始為國家創造價值，一直到六十歲、六十五歲左右。
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新國民會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了育嬰院、幼兒園、初級少年軍和中級少年軍以及大學預科（三年高中）教育之後，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各種大專院校）。
但是別看這些人好像要比那百分之百十的新國民多耗費國家四到六年（大學和研究生）的教育和撫養資源，在他們參加工作後，他們作為高等級人才本身為國家創造的價值要高的多。
從純粹的功利的角度講，國家為一個人付出十五到二十年的撫養和教育經費，但是卻可以獲得一個中高級水平的勞動者四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服務。從這個角度上說，國家其實並不吃虧。
第一次工業革命對於勞動者的素質要求可能並不怎麼高。從歷史上看，沒有任何文化知識和基本素質的破產農民就可以承擔起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工人的角色。但是當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之後，工人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勞動者就可以輕易承擔的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蒸汽機時代的維修工人可以依靠熟能生巧掌握蒸汽機的修理技能，但是到了電氣時代，沒有受過基本的初中水平的物理知識教育，想要承擔一個普通電工的工作都是很危險很不容易的。
對於1634年建立的新中國來說，到1638年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之後，想要在國家的第二個五年計畫里進行全國範圍內的電氣化革命，沒有幾百萬受過初中水平教育的勞動者作為基礎那是非常困難的。
只有新中國的勞動者的素質越來越高，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和深化才能夠得以實現。
「沒有一千萬初中生，幾百萬中專生，幾十萬大專生，十幾萬大學生，想要實現飛艇布滿天空，想要實現鐵甲艦縱橫四海，那就是一個妄想。」
王書輝在成都地區的「成都中等師範專科學院」成立儀式上發表的講話中提到了上面的話。
參加儀式的成都地區黨政軍三套班子里，大部分人都通過報紙和廣播知道了前不久復興黨上海造船廠成功的建造了一艘一千五百噸全蒸汽動力鐵甲艦的消息。而早在1634年年初復興黨接收四川地區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見識過中華復興軍航空兵部隊那碩大無朋的飛艇承擔對四川地區的敵情偵察和地形測繪任務的場面了。
當時作為四川軍區副政委的現復興黨成都地區黨委書記袁宗厚和部分部隊幹部還曾經專門登上過飛艇，體驗過一回真正的飛天。
對於飛艇的複雜和「高端」深有體會的袁宗厚等人，對於王書輝的講話深以為然。他們也都是有著中專水平教育經歷的人。他們也知道，像飛艇這種「高水平」科技產品，沒有大量的科研人員和高素質的技術工人，根本就沒辦法生產出來。
至於鐵甲艦的問題，別說鐵甲艦了，就是普通的全蒸汽動力的木殼船生產對於工人和技術人員的要求有多高，他們也都是心知肚明的。畢竟他們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有在工業企業中工作的經歷。
袁宗厚今年27歲。身為孤兒的他1623年以十三歲的年紀進入復興黨位於枝江地區的第一個初級少年軍學習。到1625年，他從初級少年軍畢業之後就加入了復興軍。作為一個基層幹部，袁宗厚在復興軍西北第一軍團服役了三年。
1628年，19歲的袁宗厚進入復興軍陸軍指揮學校學習。三年後的1630年，袁宗厚以優異的成績從陸軍指揮學校畢業，獲得了一等軍功章。隨後就被分配到武昌第三兵工廠擔任黨委副書記。到1634年復興黨籌備入川任務的時候，袁宗厚被抽調到了新組建的四川軍區和馬祥麟搭班子擔任山地師的政委。
1636年入川任務結束後，林雨澤在卸任之前，專門向組織推薦了在整個入川工作中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表現的非常出色的袁宗厚負責新成立的成都地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