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濤是個孤兒。他不知道自己是哪裡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麼。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復興黨人一樣，是組織上給起的。
張永濤現在還能記得的就只有自己還沒被被組織救援，還未接受王老師的撫養和教育的時候，自己的那個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兒了。這個小名兒，還是當時的拐騙他的人販子隨口給他起的。
他被從人販子手中救出來的時候只有六歲。現在已經十七歲的他已經記不住當初自己被救時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個片段他記得非常的清楚到現在也難以遺忘。那就是穿著淺灰色已經洗的有些發白了的制服的王書輝老師，親手把他從一個見不到一點光亮的土洞里抱出來。他現在還能清楚的記得，當時王老師臉上帶著的溫和而又壓抑的笑容。
1620年時張永濤被王書輝從人販子窩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來，是他的一個幸運。當時，剛開始對整個枝江縣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書輝，正在親自主持針對枝江縣的嚴打行動。
在當時，針對各種違法犯罪的打擊是非常嚴酷的。因為主持這次行動的王書輝本人是帶著一定的情緒的。
要知道，在現代社會裡，雖然各種各樣的醜聞和惡行都被大眾傳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確和清楚了。但是坐在電視機前，坐在電腦前看著相關的新聞報道的王書輝，還是很難對於那些可怕的泯滅人性的罪惡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的。
現代人可能會覺得現代社會裡的惡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惡劣的。但是，現代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社會管理體系，有著法律和規矩束縛的工業化社會。從宏觀的角度講，惡行在現代社會裡其實要比在封建農業社會裡少的多。
畢竟，已經全面工業化了的現代中國有著先進的生產力和巨大的社會財富，在這個基礎上，不管現代中國的社會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總體上，基本的，被全社會所認同的共同價值觀還是存在的。而掌握著先進生產力和巨大社會財富的政府，也會使用這些資源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惡行進行懲罰和抑制。
現代人看到年輕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會感到極端的憤怒，對這樣的事情口誅筆伐無法原諒。但是同樣的事情，在封建農業社會裡卻是一種非常普遍，完全常見的事情。
因為生產力水平的落後，因為沒有足夠的物資和財富，因為和當時的生產力相配合的落後社會制度，處於封建農業時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國家庭，其實都是很難承擔過多的人口負擔的。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沒有有效的節育手段，把非計畫出生的子女殺掉以減輕家庭的生存壓力，就成了一種必然。
讓王書輝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對大明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時發現，大部分貧僱農家庭都會把無法撫養的初生嬰兒直接溺死，然後埋到豬圈或者茅坑裡漚成肥料。
如果說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漚成肥料已經讓王書輝受到極大的震撼的話，那麼用一種非常平淡的情緒，習以為常的做著這樣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態度，則更讓王書輝無法接受了。
這就是為什麼王書輝領導的復興黨建成最早的大規模培訓學校是醫學類學校，而王書輝最早培養的教育人才是嬰幼兒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為穿越者和現代人的王書輝根本就不會允許復興黨的治下出現這種情況，他以極端強硬的，明末時空的土著們無法理解的嚴厲手段，強行買斷復興黨治下所有民眾子女的教育權和撫養權的原因正在於此。
王書輝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教育工作者雖然不是從事幼兒教育的，但是師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擔起一部分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卻深刻的刻在王書輝的思想中。
可能在現代社會裡因為他面對的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所以才表現的不明顯的原因吧。因為王書輝在明朝末年的學生都是年紀較小的少年兒童，王書輝身上的那種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態表現的非常突出。
為了保證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王書輝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眾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那麼在這種的心態下，他怎麼會允許在他的治下出現以牟利為目的的專門販賣少年兒童的人口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書輝親自主持的復興黨第一次嚴打行動中，枝江縣境內凡是從事少年兒童販賣，或者與少年兒童販賣有關的一切人和組織，都受到了復興黨極端嚴厲的打擊。
殺人搶劫這樣的惡性犯罪在復興黨手下也不過是接受重體力高危勞改，「勞作至死」的懲罰。但是針對拐賣少年兒童的人口販子的時候，王書輝採取的是針對階級敵人的懲罰方式。
當時枝江境內所有從事人口拐賣的人販子和為這些犯罪分子提供幫助和便利的所有飯館酒店和衙門裡的差役等相關人員，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縣內進行遊街示眾，然後又在公共場所接受所有人的唾罵，最終不管是主犯從犯還是看起來似乎有點無辜的相關人員，都在公審大會後被複興軍戰士弔死在絞刑架上。
甚至於復興黨對於這些犯罪分子的屍體的處理，都顯示出一種比較暴戾的情緒。什麼時候這些人的屍體風乾了，什麼時候這些人的屍體才會被一把火燒掉。
與這種暴戾情緒相對的是，王書輝對於在這次行動中被救援出來的少年兒童表現出了一種真誠的溫情來。很多被人口販子藏匿在惡劣環境中的孩子，都是王書輝親手救出來的。這其中就有現年十七歲，剛剛從西山基地里畢業幾年的張永濤。
幼年時的經歷，給張永濤帶來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把王書輝對他的關懷和照顧產生的感恩情緒，變成了自己學習和訓練的動力。
所以在十三歲那年就完成了初級中學水平教育的他，主動要求進入軍事學校學習。在三年後順利通過考核的張永濤終於穿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和王書輝老師一樣的灰色軍裝。
按照復興黨的基層鍛煉製度，在新兵訓練基地里完成了基層士官培訓的張永濤，在1630年的時候被分配到魯東軍區，在魯東軍區某營下屬的一個班擔任班長。
在魯東軍區擔任班長的兩年里，表現出色的張永濤先是升為教導員，之後又升職為排長。
1632年初，作為一名優秀的基層指揮員，張永濤所在的營非常幸運的被抽調組成魯東軍區臨編第一軍團，參加了滄州戰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來的年輕人一樣，在斯巴達式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張永濤身具「木」和「狂」兩種特質。
說他「木」，是因為他在為人處世方面表現的非常的死板。對於各種條例和紀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實意的按照這些條例和紀律來規範自己的所有行動。說他「狂」，則是他在部隊訓練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奮不顧身，一丁點也不在乎個人安危的特點。
「木」還沒有什麼大不了。在復興黨的那種工廠化教育模式下，在復興黨的那種重規矩重製度的環境里，「木」是復興黨人的一種普遍性特徵。機械和教條在復興黨內隨處可見。
但是「狂」就屬於只有西山基地出來的人才有的獨特特徵了。復興黨工廠化教育體系教育出來的常規人才，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求平求穩的特點。但是西山基地出來的人，因為西山基地的環境過於極端和單調，所以在各個方面的表現都是非常的極端和激進的。
舉個例子來說的話，張永濤所在的排的日常訓練工作本來是應該由排參謀來主持的。一般情況下，無論是軍校畢業的基層指揮員還是正常升遷上來的排長，都不會自找麻煩去干涉日常訓練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氣的張永濤則覺得，因為缺乏實戰，他帶的這些兵身上都缺乏殺氣，沒有狠勁兒，必須要加強訓練。
在這種情況下，他經常會在排參謀主持的日常訓練之外，對士兵進行加練。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訓練，就是班組對抗訓練。甚至於在刺刀訓練中，他還不允許士兵們給刺刀加裝刺刀鞘，而是領著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進行真刀真槍的拼刺訓練。
因為這個，張永濤領導的排，比他所在的連隊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訓練傷員要多出三到五倍來。
張永濤的同事，排參謀王洪玉對張永濤身上的這種「瘋狂」是非常不滿的。他曾經找到排教導員徐中楊，專門反映過這個問題。
排長張永濤是西山基地出身，參謀王洪玉是軍校畢業，和他們兩個不同，排教導長徐中楊是實打實的從普通士兵通過三項基本考核，憑藉著戰功升上來的基層幹部。
和沒參加過實戰的張永濤和王洪玉不同，在濟州島和遼南打過仗，正經上過幾次戰場的徐中楊知道，張永濤的做法雖然極端，但是魯東軍區的部隊因為新兵太多缺乏實戰，在他眼中確實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楊雖然沒有直接出面支持張永濤對戰士的「極端」訓練，但是作為排里一號領導的他，還是耐心的對王洪玉說道：
「張排長確實表現的有些極端，對部隊的訓練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