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農民不同，城市平民對於統治階級的認識要更加清晰一些。
在封建農業社會裡，農民們對於統治者的認識是很模糊的。對於絕大部分的農民來說，他們面對的統治者是在階級劃分上非常純粹，但是在官方身份上比較模糊的地主們。
可是對於城市平民來說，他們大部分都能非常清醒的認識到，王朝的統治者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站在自己這些升斗小民的對立面的存在。
在封建農業社會裡也好，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也好，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總是通過生存鬥爭體現出來的。
在封建農業社會的廣闊農村裡，掌握著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人是地主們。所以在一般情況下，農民造反者會把矛頭對準地主。他們一方面對於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封建王朝的認識比較模糊，一方面對代表了正統地位的朝廷缺乏真正的認識。
城市平民們則不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里，對他們進行剝削和壓榨的人，就是朝廷的官員以及官僚貴族集團的附庸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非常清晰的把矛盾的矛頭對準封建王朝。
不過從現實的角度講，不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平民，他們本身雖然都明確的意識到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可是在一般情況下，在生存危機沒有爆發出來的情況下，他們還是願意在封建統治階級制定的規則和秩序下過平靜的生活的。
造反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危機實實在在的爆發，如果不是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如果不是清楚的認識到只有打破統治階級的規則和秩序才能獲得生存物資的情況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平民，他們都是不願意採用暴力手段反抗統治階級的。
不過就像農民們在清醒的認識到佔有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的地主已經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之後，發動暴力手段打擊地主獲得生存資料一樣。城市平民，因為生活在統治階級的核心區域，他們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統治階級對於他們的態度。並針對這種態度做出相應的反應。
在充分的認識到統治階級毫不在乎他們的死活之後，在充分的認識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現有秩序才能獲得生存資料以後，城市平民的表現，要比農民們的表現更加堅決更加徹底一些。
孟子「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觀點雖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解釋和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的。但是這樣的辯證關係，也適用於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間。
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繁榮，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是在不斷的被簡單化的過程。
以大明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城為例，三大營十二衛總數將近二十五萬左右的京營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經全部從武裝力量淪為城市平民了。
這些人既沒有田地，也沒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裡是最徹底的被僱傭勞動者。這些人的存在，在經濟危機嚴重的明朝末年，對於明王朝來說完全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
到1630年，不斷發展和壯大的復興黨工業集團，在經濟上已經對大明持續進行了十年左右的影響。大量的白銀因為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從全國各地區被吸收到復興黨的銀行里。大量的糧食，在全國範圍內被複興黨吸收和儲存。
與此同時，持續了上百年時間的西方白銀輸入，因為美洲的銀礦資源的枯竭，開始進入大幅度萎縮的階段。
從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為糧食減產和復興黨的糧食政策導致的嚴重糧食危機，一方面是因為復興黨大規模工業品傾銷導致的嚴重通貨緊縮。明王朝本來就存在的巨大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
在農村是因為自然災害和土地兼并產生的大量破產農民。他們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農民造反軍勢力在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西部活動。
在城市裡，則是因為復興黨工業競爭導致的經濟危機產生的大量失業城市平民。江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主要城市裡，此起彼伏的民變和兵變，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則是糧食價格的不斷上漲和糧食供給的全面萎縮。因為商品經濟繁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對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宋狗子這樣的平民領袖，才會不得不帶領北京城內那些同樣是沒有生活來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鋌而走險的做出搶劫皇親國戚的產業這樣的事情來。
要知道，在嚴重的生存危機面前，全面貧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絕對不憚於和封建統治者對抗的。
只不過無論是身處事件中的宋狗子和劉長生等人，還是努力置身事外的南城兵馬司和錦衣衛南城千戶所的官員們，他們都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在嚴重的生存危機下，規模巨大總人數超過二十五萬的北京城市平民，會在宋狗子等人的示範作用下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一切矛盾的爆發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長期積累的矛盾只需要一個小小的甚至是不起眼的事件作為導火索，之後就會產生迅速而又激烈的連鎖反應。
就像一千四百多年前，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而起的時候，當時的絕大部分人可能都沒有認識到看似強大無比的秦王朝會因此而滅亡一樣。1630年五月里的一天發生的一夥兒疑似京營士兵的匪徒搶劫了周國丈家的糧車的事件，在當時並沒與引起什麼太大的關注。
因為很多人吃不上飯而發生的以搶劫糧食物資為目的的民變和兵變，在明朝末年這個時間裡是數不勝數的。大部分情況下，缺乏群眾基礎完全是自發性的小規模的城市暴亂，會很快被當地的官府和軍隊鎮壓下去。
對於統治階級來說，無論是封建主義的統治階級還是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他們的絕對力量和被統治階級比較起來是非常的渺小的。
在正常情況下，在統治階級能夠保持著一定的清醒認識的情況下，在統治階級沒有徹底的陷入到麻木愚昧的只知道維護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團化的狀態下，只要統治階級稍稍的從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出發，考慮到被統治階級的承受極限的話，統治階級的暴力機器是不需要面對所有的被統治者的。
在正常情況下，願意接受被統治階級的統治，願意忍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人民群眾是大多數。在生存危機沒有全面降臨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的暴力機器只需要針對少部分覺醒的人民而已。和這部分覺醒的人民比較起來，統治階級的力量是非常的龐大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和規模龐大的農民造反軍勢力不同，相對規模較小而且缺乏流動性和靈活性，沒有廣泛支持的城市平民主導的民變和兵變，總也不會對明王朝的統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即使在蘇州杭州這樣人口超過百萬規模以上的大城市裡，城市平民的民變和兵變也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和支持。
不過，在北京城內，這個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宋狗子本身雖然看起來是個普普通通的北京城的平民，但是事實上，宋狗子也好，沈林子也好，這些人其實都是京營系統內的士兵和軍余。和關係上缺乏聯繫的江南城市平民不同，作為北京南城市民領袖的宋狗子，和整個北京城的二十五萬人以上的三大營十二衛的士兵和軍戶們，具有相同的身份。
特別是宋狗子因為「及時雨宋公明」的外號以及他本人諸多的為軍戶們扶危救難的事迹，使得宋狗子不僅在南城那幾千軍戶中聲名顯赫。整個北京城的京營士兵軍戶人家，無論身上有沒有差事，無論現在的實際工作是什麼，他們對宋狗子的名聲都有所耳聞。
北京城裡的宋狗子，和江南大城市裡的那些織工和商販決然不同，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是非常實在的存在的，而不是別有用心的封建士大夫們吹捧出來的。
嘉定伯周奎到宮中和周皇后哭訴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
周皇后向崇禎皇帝抱怨的時候，她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崇禎皇帝命令司禮監秉筆太監東廠提督曹化淳去查問事情的時候，同樣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曹化淳命令手下的一個太監調集了一大幫番子和錦衣衛到南城偵緝案件的時候，他自然也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只有錦衣衛南城千戶所的千戶胡元化在接待東廠和鎮撫司上司人員的時候，心裡暗暗叫苦。
其實事情真是要多簡單有多簡單。搶劫周國丈家糧行的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雖然不知道那些參與者具體都是誰，可是那個領頭的人，無論是五城兵馬司還是錦衣衛南城千戶所的人，都知道是誰。
除了人稱「及時雨宋公明」，麾下有著成百上千的忠誠小弟的南城著名社會人士，流氓喇唬中的首席人物宋狗子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個人。
五大車據說是現在已經難得一見的湖廣稻米，可是在青天白日里眾目睽睽下的就被近百人拉到了南城的平民窟里的。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