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的說，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當官能夠當到中央政府的一部之長即一部尚書的人，沒有一個會是個簡單的人物。
這些人可能在治國安民方面非常的廢材，讓老百姓覺得是個人就能比他們幹得好。但是，從官場經營權術鬥爭的角度講，在封建社會這個環境中，他們絕對都是人中翹楚了。
就說這個已經七十多歲的顧秉謙吧。可能無論在能力還是在輿論上，他當這個內閣首輔都是不合適的。但是，在封建官場里奮鬥了幾十年的顧老先生，在權力鬥爭方面，絕對是領袖群倫技壓當代的。
無論是這個時空里，還是後世里，不少人都覺得這個讓自己的兒子認魏忠賢當孫子的「白頭小人」品格低下。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能夠把事情做得這麼沒有底線，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事情。這也得算是一種能力吧。
人到了七十歲還那麼有「追求」，對於權力和地位還是那麼看不開。這在現代社會真的不多見了。不過呢，孔二先生也說過，「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二先生的那套理論到底對不對咱們暫且不論。就這段話來說，還是表達了一個客觀的規律的。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在酒色和爭鬥方面比較看得開了，但是，在對權力和利益的獲得上，老年人的貪慾反而是比較嚴重的。
就此看來的話，七十多歲的顧秉謙非要戀棧不去，非要在大家的非難聲中當這個首輔大學士，他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過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的時間，顧秉謙就到了魏忠賢的外宅。看到顧秉謙看完了消息，魏忠賢發問道：「顧先生以為如何啊？」
顧秉謙萬曆二十年左右的時候中了進士，之後他就在翰林院和禮部兩個衙門裡來回的混了近三十年。別說是處理兵變造反這種國家大事了。就是讓他處理地方上的糧谷刑名這些小事，他實際上都不具備相應的能力。
不過呢，對於政客們來說，他們只要掌握住一個要點就能在封建政治中站住腳了。那就是，對於政客們來說，無論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變成打擊政敵的一個有效手段。
顧秉謙沉思了片刻之後對魏忠賢說道：「魏公這兩年帶領我等，費了好大的心思才將朝中的東林邪黨清出朝廷。可是，東林黨徒遍布天下，兩京一十三省的巡撫高官多由東林黨徒把持。以在下的愚見，湖廣巡撫及總兵盡沒，湖廣地方上就已經指望不上了。不如派遣一東林黨徒出身的周邊巡撫前去彈壓兵變。」
摸了摸自己的山羊鬍子，顧秉謙繼續說道：「這樣一來，此人要是能夠解決兵變，就可以以此為據升遷其職務，將其調至南京六部閑置。若是此人不能解決兵變，那麼就可以以此為據，將其牽連處置，然後再派其他的東林黨徒去處理此事。這麼下來，無論是兵變能不能被解決，總要有二三東林黨中堅落馬。魏公安坐釣魚台就好了。」
要不怎麼說「姜就是老的辣」呢。像顧秉鈞這樣的老傢伙，腦子轉的就是快。
剛開始顧秉謙看到魏忠賢把這件事情告訴他的時候，他就知道魏忠賢希望自己能夠解決這個兵變的問題。可是問題是，自己還就真的沒有這兩下子。對於一個在官場中能夠春風得意的成功人士來說，顧秉謙對待自己的態度是相當實事求是的。自己能吃幾碗乾飯，他心裡清楚的很。
不過呢，顧秉謙立即就想到，對於這樣的問題，自己這個書生是沒有解決能力的。那麼，同樣是書生出身的東林黨，不也照樣沒有解決這種問題的能力么。自己不能解決問題，會失去魏忠賢的信任。但是，要是東林黨也解決不了問題，這不就是攻訐他們的一個好借口，收拾他們的一個好借口么。
所以，顧秉謙立即就向魏忠賢出了讓東林黨出身的地方大員負責平叛。贏了呢，就把其明升暗降，弄到南京去養老。輸了呢，就可以順水推舟，奪其官職，打擊東林黨的地方勢力。
魏忠賢在滄州城裡當無賴的時候就知道，這讀書人心眼兒都懷著呢。別看這幫人一個個滿口的道德文章，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呢，他們都是一肚子的壞水。像這種一石二鳥的坑人手段，魏忠賢自己就想不出來。這也是魏忠賢為什麼熱衷於招納文官的原因。
全面的掌握了司禮監和內閣權力的魏忠賢真的是雷厲風行。事情一旦決定下來，一道旨意就從司禮監發到了內閣。而內閣使用八百里加急，馬上就將這道旨意送到了河南省開封府的河南巡撫衙門。
剿滅武昌兵變這個重要任務，就落到了東林黨人，河南巡撫程紹的頭上。
程紹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624年上任河南巡撫的。不管投降了滿清的漢奸文人怎麼努力的在他們編纂的《明史》里給程紹塗脂抹粉。事實是，這個現在的河南巡撫，東林黨人程紹。實際上沒有一天的主持地方，當正印官（一把手）管理過一地的地方民政的經驗。
從程紹的履歷上看，他是明萬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考取舉人的。第二年他就中了進士。
在這之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河南汝寧府推官。所謂推官，就是知府的佐貳官，也就是主管一府之地的各種案件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主管一個地級市的公檢法工作的政法委書記這樣的角色。
史料上說他有「神鬼破膽」的美譽。但是，因為撰寫《明史》的漢奸文人的立場很可疑，而且沒有任何的具體事例能夠佐證。所以這種說法是非常可疑充滿水分的。
在地級市汝寧府幹了幾年政法委書記之後，程紹就被調到中央去了。他先當上了戶科給事中，之後又當上了吏部左給事中。
地級市的幹部，從地方調到中央，說起來靠的肯定不是程紹在地方上的工作有多出色。畢竟他不是一把手，又沒有什麼能夠拿得出手的硬政績來。用今天的話講，程紹能夠獲得提升，就完全是因為人家是東林黨的成員，人家「上面有人」了。
所謂給事中這個職務，在現在來說，就相當於紀檢幹部。不過他們的地位可比現在的紀檢幹部高多了。而且當時大明朝的紀檢幹部有制度保障。雖然只有七品的官位，但是呢，他們想罵誰就罵誰，想怎麼罵就怎麼罵，皇帝都拿這幫人沒什麼辦法。
程紹在這個很牛的位置上，充分的表現了他拉人結黨，經營東林黨勢力的本性來了。當時，負責徵收稅務的太監，也就是今天的國稅局吧。因為當地的官員和豪紳勾結拒絕納稅，所以就向中央政府進行了控訴。
這種事情呢，別說是在大明朝了，就是在現代，拒絕繳納國稅，這事情怎麼也說不過去。但是呢，東林黨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面對大地主和大商人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程紹堅決的站在了大地主大商人一面。
山西稅使張忠劾夏縣知縣韓薰，程紹「特疏申理」，上書自諸津要。同朝好友相勸斂筆，紹言：「食皇家祿，就得上報國家，下安黎民，安能顧個人生命安危。」帝怒斥，遂被削職為民。
用今天的話說，程紹可以說是吃著大明朝的飯，砸著大明朝的鍋的典型了。別說是在大明朝這個時代，就是在現代社會裡，這樣的屁股坐歪了的官員也肯定會被革職。結果，萬曆皇帝真的就將其免職了。
從此之後，程紹回到老家，在家裡一呆就是二十年的時間。
在家呆著這二十年，程紹也一直沒老實。史料上說，他一直在倡導復興古學，改良政治。在文學上，他強調詩文創作應該服務於現實政治鬥爭。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內容充實，雄健渾樸，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實際上，程紹就是在家裡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組織了一批文人，成天的以復興古學為名議論政治，搞違法組織活動。
到了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程紹被召回京，起用太常寺少卿，掌管祭祀、禮樂。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的時候，程紹就當上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從泰昌元年到天啟四年這五年的時間裡，大明朝的三任首輔大臣，葉向高、韓爌、朱國禎都是著名的東林黨代表人物。那麼，程紹從一個閑置了二十多年的七品官，一下子變成了一個正二品的地方大員，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們就可以想的明白了吧。
從程紹的履歷上看，他的從政經驗，正經八百的還真就是他二十年幾年前的那幾年的政法委書記的經歷。對於地方事務，實際上這個程紹是一竅不通的。說他是個靠著東林黨關係上來的草包，那是一點兒也不會冤枉他的。
史料記載，程紹在河南巡撫任上最大的舉措就是，「按時接受軍隊所需糧草，為防出現問題，還將糧草存入洞穴內。按照軍隊編製，核實治理，平日里再三教育守備人員，對糧草要加強警戒。」
一個集河南省一省黨政軍大權於一手的河南巡撫，在他任上能夠留下一筆的，居然是能夠教導部隊挖洞存糧。這也真的夠讓人無語的了。
而從另一個方面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