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意識的民族。同時，中國人也是世界上最熱愛學習的民族。」
——《大中國志》曾德昭著
「像所有其他的傳教士一樣，我剛到達中國不長的時間裡就發現，中國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即是天堂，也是地獄。」
「物質豐富，民眾富足的中國，是全世界範圍內最為美好的國家。完善的市政設施，系統的公共管理體系，充分的社會福利制度，再加上富有而又有教養的中國民眾。這一切，既讓我們這些異鄉人剛到驚訝，也讓我們感到敬仰。」
「要知道，在這個時代，歐洲絕大多數的人，無論是貴族還是奴隸，都是難以置信的粗魯和愚蠢。即使在巴黎這樣的大城市裡，城市的狀況也是相當糟糕的。糞便、污水、各種疾病和瘟疫，才是這個時代歐洲城鎮的主人。」
「從個人經歷的角度而言，我在被明王朝政府驅逐後，經常接觸到南中國的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我發現，即使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中國人，雖然他們在生活上相對艱苦，可是，他們也能夠常常到酒館和茶社裡享受生活。在城外的鄉野茶社中，我就經常遇到在那裡吃飯喝茶的普通中國農人。」
「他們的生活當然沒有中國的紳士們那麼悠然和具有藝術性。可是，比起處於污泥和草棚中，像豬玀一樣生活的歐洲農夫來說，很明顯，他們處於天堂般的生活中。雖然比起普遍可以媲美歐洲的藝術家和哲學家一樣的，那些中國紳士來說，底層中國人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的歧視和嫌棄更加直接和明顯，但是，上帝不允許我對他們的實際情況說謊。」
「不過，正是這種歧視和嫌棄，才讓我發現，想要在中國傳播天主的榮光，簡直是一個像拯救地獄中的墮天使一樣困難的工作。」
「孔夫子這個上帝之前的哲人，像八爪魚一樣統治著東方世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中國的附屬國安南、朝鮮等等幾十十幾個國家裡，孔夫子在所有的東方文明國家裡，都是無冕之王。這個異教教主對所有的東方人，無論是生活習慣上，還是日常禮節上，都做到了毫無遺漏的滲透。」
「更主要的是，孔夫子和他的信徒們，把他的學說與東方帝國的政權捆綁在了一起。就我接觸到的中國紳士而言，他們對於我們的興趣，更多的集中在技術和科學知識上。哪怕是那些接受了上帝信仰的中國紳士，在他們的禮節和倫理意識上，也完全是孔夫子式的。就單從一點上說，信仰上帝的中國紳士沒有一個放棄自己對祖先的祭祀和崇拜的。」
「王豐肅（義大利傳教士）兄弟和北京的龐迪我（西班牙傳教士）兄弟、熊三拔（義大利傳教士）兄弟，之所以急切的推動激進的傳教策略，導致了『南京教難』的爆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的一種焦慮情緒的反應。在我們看來，利瑪竇兄弟的傳教策略固然有效的推動了天主的榮光在中國的播撒，可是，我們也看到了神聖的宗教正在被中國文化同化的危機。」
「因為我本人就在中國的史書上看到了我們可能的下場。根據中國歷史的明確記載，在一千年前，聶斯脫利派傳教士，就已經在中國活動了。他們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甚至讓幾位唐王朝的大皇帝陛下皈依了天主。可是，他們的下場也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被一千年前的中國人稱為景教的東羅馬基督教，最後被中國人同化後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在我第二次面見大皇帝陛下的時候，當時的王書輝閣下（『天主的榮光在他腳下，阿門』），才把我當成一個可以交流的對象。不過，他才一開口，我當時就陷入到一種危機感中。我清楚的記得，他用一種發音清晰的北方漢語對我說，『你們景教的傳教士……』聽了這話我頭腦一空，以至於我根本就不記得大皇帝陛下後面的話了。」
「當時，我的心裡在想，『上帝啊，這是完全的誤解。』可是，就在我開口為大皇帝陛下解釋了幾句之後。當時負責押解的，後來曾經擔任過東華（北美洲）總督的賈三強侯爵閣下，就用一根黑色的鋼棍，提醒我遵守面見貴人的禮節。要知道，在東方，特別是在後來的中華帝國時代，打斷上位者的談話，這個最底層的普通中國人都具有的權力，只有少數獲得中國國籍的外國人才能享有。」
「很明顯，當時，大皇帝陛下不喜歡自己的話被打斷。我看到他用一種不耐煩的表情命令士兵把我押回監獄。從此，我開始常年的監禁生活。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沒有獲得大皇帝陛下的接見。」
「因為當時還處於王書輝閣下（『天主的榮光在他腳下，阿門』）建立中華帝國事業的初期，我見到了很多在後來取得了偉大成就的偉人們。在我回到監獄之後，後來擔任過中華帝國的首相之一的陳封閣下，來到監獄，向我宣讀了人民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叫做法務中心的審判機構對我的審判。」
「因為陳封閣下的口音問題，我是在後來，才在中華帝國供公眾查詢的公共資料里，查到了我當時被判處的罪名的。那個罪名叫做『危害國家安全罪』。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有任何在中國的政治權利可供剝奪，所以，我被剝奪了一切人權。」
「這個罪名，在四十年後看來是相當的可怕的。這項罪名的懲罰，無限期監禁和剝奪一切人權，在後中華帝國時代的人們看來，也是非常的恐怖的。可是在當時，對還完全掌握著國家權力的明王朝來說，還是個相當莫名其妙的懲罰。」
「對於明王朝時代的人來說，沒有被判處流放和死刑，就是輕微的懲罰了。明王朝根本就沒有無限期監禁一說。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在當時的中國，也沒有任何的人權可言。」
「在我後來，接觸到復興黨的資料之後才發現，人權也不過是復興黨對外的意識形態推廣的一種說辭罷了。現在，在所有的歐洲國家裡到處興風作浪的人權主義者，其實大部分都是領取華元補助的傢伙們。
大皇帝陛下保佑，現在我有了中國國籍，可以享受中華帝國保證的言論自由。要知道，說這種話的人，如果沒有中華帝國國籍的話，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下場。」
——《我是中華帝國公民》曾德昭著
王書輝發現，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在對外國人的態度上，和王書輝所處的時代很相像。在現代社會裡，王書輝這個年齡段的人的父輩和祖父輩，在對待外國人方面，呈現出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只要是涉及外國人的一切，他們都會表現出警惕和敵視來。
王書輝這個年齡段的人，在對外國人的態度上則表現的和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有明顯不同。
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人雖然也對近代史上中國受到的屈辱感到憤怒和慨然，不過，在他們生長的時代，中國處於重回世界第一寶座的階段里。在面對外國人的時候，他們表現出的，更多的是一種超然的自信和從容。除了美國之外，世界上沒有能夠媲美中國的國家，即使美國也馬上將會被中國趕超。這是王書輝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的一種共識。
在面對歐洲人的時候，因為經濟危機導致的歐洲國家的普遍衰落，讓王書輝這個年齡段的人比較看不起歐洲人。在他們眼中，自己都處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衰退中，卻把環保和人權宣傳當成是唯一輸出手段的歐洲國家，非常的猥瑣和可笑。
就王書輝本人來說，他就認為，歐洲人正在重新適應他們本來天生的位置——落後和衰退的二流國家。
王書輝瞧不起正在處於徹底沒落階段的現代歐洲人。現在正處於社會上升階段的歐洲人，也普遍的被大明王朝時代的中國人所瞧不起。沒見過紅毛夷人的王書輝的老婆朱微妏的幾個年紀相對比較輕的舅舅，還專門到監獄裡看了看那個傳教士。
王書輝是聽過他們的觀後感的。大略都是些「蠻夷」、「生番」，「尚未開化」，「需要教化」之類的老生常談。
王書輝也問過他身邊的幾個值班的警衛人員和行政人員。他們對於傳教士曾德昭的看法也比較統一。大部分人認為，曾德昭是個很無所謂的，像個野貓野狗之類的東西。很明顯，他們覺得，既然曾德昭先生窺探了復興團，犯了實實在在的罪行。那麼，把他隨手砍掉也就是了。
王書輝不能說他們是錯的。如果他們沒處於復興會這個團體的話（復興會大考核於九月中旬結束，四百多人通過考核加入復興會）；如果他們還處於明王朝，甚至是之後的清王朝的那種故步自封的思想狀況中的話，王書輝都會說些要有警惕思想，要學習西方之類的話。
可是，處於復興會這個目前世界上，甚至可以說在今後的兩三百年里，都會是最先進的組織之中，學習和實踐著超越這個時代兩三百年的文化知識和思想理論的復興會成員們，說出鄙夷和歧視歐洲人的話，王書輝覺得理所當然。
自然，在王書輝這種思想下，曾德昭傳教士的下場就比較凄慘。他被人民委員會的法務中心，判處了和張天祿的錦衣衛探子，以及幾個枝江縣外的幾個大股土匪的探子一樣的刑罰：剝奪一切權利，在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