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到之日,正好李鴻章與福祿諾簽訂簡約;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如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國,實際上是法國變相取得越南的保護權。李鴻章當然懂得其中的奧妙,但他只求不賠兵費,其餘都好商量,至於條約的文字,只要沒有刺眼的字樣,就可以瞞過言官的耳目。因此,畫押以後,奏報朝廷,曲意解釋:「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特利古等,往複辯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辦愈壞。迨山西、北寧失陷,法焰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為,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刪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為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借詞背畔?通商一節,諭旨不準深入雲南內地,既雲「北圻邊界」,則不準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鎊,經囑馬建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尚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為中法和好互讓之據。」
這「通商」範圍與「兵費宜拒」,是朝廷特飭辦理和約的要旨,另外還有一點,是要保全劉永福的黑旗軍。這牽涉到北圻撤軍,最費周章,簡約第二條,就曾規定:「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但劉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問。
劉永福和黑旗軍的出處,是李鴻章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幾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內而軍機處、總理衙門,外而駐法使臣曾紀澤,都認為劉永福和他的部屬,對國家不但過去大有功勞,將來還大有用處,所以從馬建忠自上海陪福祿諾北上準備與李鴻章議和之時起,就不斷有人上奏,包括張佩綸在內,無不要求保全劉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當然會順應輿情,在指示李鴻章議和宗旨的四款密諭中,最後一款就專為維護劉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敵之所惡,李鴻章知道法國人在這一點上是不肯讓步的,如果中國政府不將劉永福視作官軍,依據五款簡約第二款,從北圻撤退,法國就會當「土匪剿辦」,這那裡是保全之道?當然,劉永福自己知難而退最好,無奈這是不可能會有的事。至於李鴻章個人對劉永福的觀感,倒跟法國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劉永福搗亂闖禍,害得和局難成;第二是輕視,斷定劉永福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李鴻章就滇、桂邊境的整個局勢來看,認為劉永福是一塊被重重圍困,殺不出路來的「孤棋」。但是孤棋有兩隻「眼」亦可「做活」,從前的兩隻眼是唐炯、徐延旭,這兩隻眼現在變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兩隻眼,一隻眼是岑毓英、一隻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鴻章在開議之初,就有一個打算,關於劉永福的出處,唯有在和約中不談。然而何以不談又必得有番話搪塞朝旨和清議,所以復奏的措詞,很費了些苦心:「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受傷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御大敵何怯也,華人專采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這是極言劉永福不能「御大敵」,且為敵輕視,不值得保全。接下來,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決劉永福,免得將來發生衝突,自己經手和約,脫不得干係:「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反覆,法兵必漸撤減,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切實整頓,凡不得力之勇營,應逐漸裁減,汰無用而留有用。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嚴明約束,酌加減汰,預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這道奏摺與議定五款簡約,同時上達御前。慈禧太后與當政王大臣倒都沒有話說,但言路大嘩,朝旨命李鴻章應該博採群言,不可稍執成見。這一來,李鴻章心存畏懼,跟福祿諾還有些附帶的口頭協議,就不敢奏報了。
附帶的協議是由簡約第二款而來的。這一款前段規定:「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但是,中國「防營」何時調回呢?福祿諾提出要求,沿廣西邊界的,限簡約生效後二十天內撤回,在雲南邊界的,限期則放寬一倍,是四十天撤回。雖未達成協議,但無論如何是經手談和的人,必須了清的首尾,而李鴻章因為清議不滿於簡約內「未將越南為我藩屬一層,切實說明」,不敢再談撤兵,所以隱匿不以上聞。
好在這到底是簡約,根據第五款規定,三個月以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在清議覺得還有挽回利權的機會,認為不妨到時候再說話。在李鴻章則認為三個月以後還可以說明經過,此時不說不妨。
就這樣,對法和議就算糊裡糊塗結束了。
正在這時候,張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勞過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鬚髮多白,越顯得是憂國藎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宮門請安,當即召見。慈禧太后手裡壓著一個張樹聲因病請開兩廣總督缺,專治軍事的奏摺,要看張之洞的奏對如何,再作道理。
當然,召見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幾個關鍵,一跳過去,就是龍門,道員擢監司,巡撫升總督都是,張之洞心裡有數,早就有所籌劃,因而奏對甚稱懿旨。
問到越南的軍事,他不必為他的至親唐炯辯讓,亦不必攻訐張樹聲,只說目前滇桂邊境的用兵,兩廣總督的職司就象剿捻時候的兩江總督一樣。當年曾國藩坐鎮江寧,全力為前方籌辦糧台,李鴻章得無後顧之憂,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現在兩廣總督亦能多方調度,要械有械,要餉有餉,源源不絕地輸運邊境,則前方將士,無虞匱乏,自然可以嚴申紀律、效命馳驅。
這話在慈禧太后自然覺得動聽。張樹聲出身淮軍,對邊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許多人說過話,最近張佩綸還曾提到。張之洞翰林出身,與湘淮俱無淵源,而且勇於任事,教他到兩廣去籌劃糧餉,當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無私。
然而糧餉又從何而來呢?張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條路子,不過這條路子不宜陳之於廟堂,更怕清議抨擊,不能不嚴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廣東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經手人侵吞中飽,只要肯實心整頓,多方爬梳,弊除則利自生。
這番話又是慈禧太后所愛聽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發上諭:「張樹聲准開兩廣總督缺,仍著督率所部,辦理廣東防務。兩廣總督著帶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極盛,李鴻藻門下兩張都是門庭如市,紅得發紫了。
二張的大用是李鴻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從三月十三「降二級調用」到現在一個半月,始終未有後命。這表示還有濫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這兩個人解到京里,審問定罪,看情節可以不予察議,才會補用。當然這也不是壞事,無官無職不必上衙門,也就不致於難堪。能這樣「閉門思過」過一年半載,等張之洞在廣東、張佩綸在福建,大展長才,更邀慈眷之時,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開復原官,豈不比降補內閣學士,再循資升轉強得多?
因為如此,他反倒不願吏部具折題補。好在吏部兩尚書,一個是接自己遺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個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關係也極深的廣壽,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雖已罷官,門庭並不冷落,尤其是兩張,幾乎沒有一天不到宣武門外,曾為嚴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繩匠衚衕李宅長談。
這時的張佩綸,已經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諭,上了一個「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特派重臣經畫」的奏摺,這所謂「重臣」,當然是李鴻章,而將來不管水師衙門設在京師,或者天津,李鴻章只會兼管,不會專任,專任之責,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來只象某處黃河決口,特簡大臣為欽差去踏勘實情,就地指示該管督撫防堵那樣,不過三五個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復命。然後就會奉旨會同李鴻章籌辦水師衙門,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協餉可用,那時以「學士行邊」,艨艟環護,萬里乘風,固非范仲淹夢想所能到,而書生典兵,「少年負重」,更可能如呂蒙之薦陸遜。李鴻章如果內召,或者進軍機,或者管總署,當然會薦以自代。
在張之洞知道此去廣東,軍事非己所長,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則收和衷共濟的美名,事敗亦盡有人分責分謗,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籌餉,而籌餉的捷徑,則是開賭。
不久,張樹聲上了一個奏摺,首先就說:「兩次督粵,幾及三年,空懷報國之誠,曾乏濟時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難名。特粵事利弊,臣竭蹶請求,粗悉原委,謹撮舉大略,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以下分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