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王介甫……」王巨搖頭。
如果說得罪早就得罪了，王安石讓王巨主持三司條例司，王巨主動退卻，那時就得罪了王安石。至於彈劾王安禮，有沒有得罪王安石，王巨也不清楚。
但王巨並沒有與王安石發生正面衝突，又是在地方上，王安石也犯不著對付王巨，那豈不是讓文彥博在邊上看笑話，因此說道：「主要是這四個作坊盈利之巨，我又多次將其盈利置於國用，盈利得以曝光，這讓王介甫心動了。但是有違他的市易法宗旨，於是刻意讓陳襄去杭州，逼我低頭。」
市易法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大買辦。
但也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還是要從團行說起，宋朝開國支持各商人組織團行，便於科配與和買，團行內部也可以互相幫助，同時搞地方保護主義，讓本地商賈強壯。
利弊參半的產物吧。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團行性質也在改變。因為各個達官貴人加入，或者當地豪強主動投奔團行，他們立即將團行把控。這便產生了許多惡習，一是國家的科配與和買，向無勢力的中小商人身上攤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負擔。甚至為了便於攤派，還發生了糾人入行的現象，就是你作為一個商人，不入團行也要逼你入團行，否則你休想做生意了。
其次聯手壓迫外地商人的貨物價格，然後壟斷，高價出售。造成許多外地商人破產。城內百姓生活成本迅速提高。
此外。因為聯手。勢力強壯，官府也不得不低頭，於是加速了高利貸，以及質店（典當房），兼并土地等現象的蔓延。
所以出現了一幕，京城百姓想買的卻買不到，但這些商貨呢，在外地州府積壓著。想賣卻賣不出去。
這才是王安石推出均輸法的原因。
當然，這一法推出去，肯定讓京城的權貴個個急了。
但如果王安石真的是大公無私，這個大公無私不是指將錢裝他口袋，而是指不以斂財為目標，僅是為了便民，那又不會有那麼多麻煩。
然而這也是不可能的，若那樣就不會有免役法中的寬剩錢了。
均輸法在反對聲音中，宣布失敗。
王安石將薛向調到南方總掌南方調度，實際是等於規模更大。但動靜更小的均輸法。薛向以個人能力，在南方一直做得不錯。
直到今年春天。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未打仗了，也沒有大的災害，國家立即產生大量盈餘。
有盈餘是好事，國庫不空，大家心裡才不慌嘛，況且還有積欠也要償還呢。積欠有沒有償還，王巨不大清楚，可國庫有了大量錢帛，等於王安石手中有了大量本錢可以調用，而非是象開始，國庫空蕩蕩的，他想做什麼，也沒辦法做。
其次便是王巨在慶州搞了一個發展基金。
似乎不錯，可這個利息差太低了，萬一收不回來，那絕對會虧本，王安石敢情將它當成高利貸性質了，高利貸利息那麼高，是有許多債務收不回來。
主要王安石在京城，王巨也不稟報，他看得雲里霧裡，因此嘗試了一下，讓內庫調出緡錢，以四分利放貸。
這個四分利放的結果可想而知的，要麼是收不回來的，要麼就是放不出去。
但王巨這麼做，無疑讓許多人看到另一條道路，似乎比青苗法更光明、收益更大的生財之路。只是幾乎所有人隱隱感到看清又未看清，於是沉默著觀察著慶州的變化。
然後到了王韶的市易法。
這個能容易看清楚，實際它就是均輸法的翻版，而且收益確實很不錯。
一個叫魏繼宗的平民，看到這種形勢，於是寫了一篇很長的奏章，上書朝廷。奏章里就是專門講團行與大商人的危害，以及市易法的。
它來的正是時候。
王安石立即成立市易務，並且讓魏繼宗參與其中。隨後又將市易務改成市易司，各大重要商業城市設立分點，也命名為市易務。
市易法開始。
一共十二條，主要的三條，每一個市易務置兩個監官、一名提舉官與一名勾當公事官。當地的大商人可以擔任監官或公事官，與朝廷派來的提舉官共同監督約束，以「平價收購或銷售」一些滯銷的商貨。另外官府招納京城的行鋪、牙人等經濟人，充分市易務的經濟人，由他們負責具體的貨物買賣事宜。
外地客商如商貨滯銷，可以交給市易務，則提舉官、牙人與客商自己三方評估，由市易務收購下來，再分攤給本地商鋪出售。
擔任監官的大商人以及與加入市易務的行人可以向官府借貸，擴大自己的生意，但必須用自家的宅地等資產，或者向別人借金銀抵押，半年內償還者付官府一分利，一年內則是兩分利，過了一年不還，則每月追加二厘利罰金。也就是一年內必須要還，否則天塌了，本利二分，二厘罰金，四分四的利息！而且為了害怕商人不還，投入到市易務的行人必須五人一聯保，一人不還，其他四人必須替其償還。
那我不借行么？
好了，肉戲來了。
市易法的性質實際就是一個國家超級大買辦，放大版的均輸法，一個超級大大大大的團行。
不借能逃得過嗎？
因此這一條又有規訂，國家出資將「滯銷」的商貨買回來，但讓王安石去賣嗎？那是不可能的。這些商貨則是均攤到各個行人，也就是各個商人身上，「均公賒請」給各個商鋪，由他們來銷售，賣得快半年內交還「賒貸」。另付一分利息。若是超過半年。則是二分利息。如果是超過一年還沒有賣掉。等著跳火坑吧。
確實，市易法某些地方是略略互補了有無，平抑了物價。
還有其他積極的一面，比如京城市民主動向市易務借本錢，在御街兩邊擺瓜果攤子販賣，官府得了利，百姓也多了一份謀生的機會。
但是……
首先它能不能真正做到互補有無？因為團行的壟斷，是造就了一些地方商貨賣不出去。而另一邊商貨又買不到。可這終是少數，如果不是那極個別案例，其實造成這原因的，還是這時代信息的落後。
官府就能做到嗎？比如渝州秦椒大豐收，當地滯銷了，派人向京城彙報，這非是國家大事，不可能用特腳遞，等送到京城，京城再做出判斷。然後再送到渝州，再將貨物向京城運輸過去。那不知多少天過去了。說不定全國各地的秦椒都涌到了京城。
其次是幫助中小商人，避免大商人對他們打壓。但為什麼出現二分利？
實際執行下去還不止，比如史上熙寧九年到十年，本金是近五百九十萬貫，息一百四十三萬多，市例近十萬，其息錢與市例錢高達百分之二十二。
莫急，這只是市易務賬面上的數字，到了下面，難道沒有官吏貪污勒索？
所以元佑取締市易法時，僅是開封欠市易務的行戶達到27155戶，二百三十七萬貫。其中小姓（小商人）是27093戶，計欠八十三萬貫，欠兩百貫以下的（特小商人）是2535戶，是四十六萬貫。
市易法打擊的是誰？
別替王安石掩飾了，打擊的恰恰是他嘴中要幫助的中小商人！
為什麼造成這種情況，正是這個兩分利。
如果商貨暢通銷，那也罷了。但暢不暢銷，連商人都不能做出判斷，讓官府如何能做出判斷？況且官府負責的只是將貨物買回來，然後分攤下去「賒貸」給各個商人就行了，能有多少責任心？那麼不暢銷怎麼辦，還得分攤，大商人可以利用門路將風險轉換，或者調向其他地方，避免虧本或資金積壓。然而中小商人呢？賣不掉，開始欠官府的高利貸了。
為防止欠戶逃亡，市易務白天「差人監逐」，夜晚「公行寄禁」，對欠戶「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摔縛，何所不至。」
它的危害還不止。
就象它成立的宗旨，是購買各地滯銷商貨，讓百姓生產者獲得更多的生機。用意是不錯的，但執行時，當真去購買各地滯銷商貨？
打一個比喻，今年風調雨順，桔子大豐收，到處都賣不掉，市易務會不會花公道價錢買回來，再賣出去？
這個千萬千萬不要當真。就象青苗法實施時一樣，俺們絕對不會強迫百姓借貸，結果呢，全國都在強行攤派。
所以一些良性的商貨陸續被盯上，就象王巨手下的四大作坊，難道竹紙、蔗糖、燒酒與煙花也是滯銷商貨？
就算沒有這些弊病，那有國家來負責所有商品的，請看天朝的六七十年代，悲催的票時代……
可以說，市易法是宋朝商業史上的一次嚴重倒退車！
其目標更沒有那麼偉大，主要就是進一步斂財！
「介甫公傻了不成，我們這幾個作坊都是良心作坊哪。」李貞不解地問。
在王巨的帶動下，宋朝出現了一些新名詞，包括這個良心二字。
就象去年元旦節後，一直到現在，王巨已經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