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慣例，現代醫學的開端被定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磺胺類藥物和青黴素進入藥典為標誌。人們還通常把醫療實踐中的革命性力量歸因於這些事件。在那個時候，事情看上去就是這樣。醫學被翻了個個兒，真的給革命化了。從前的許許多多不治之症，在那時找到療法了。已經有了治癒的良方。在當時的我們看來，那似乎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醫生這回能夠治癒疾病了，這很令人驚訝，而最感到驚訝不置的，就是醫生們自己。
毫無疑問，那的確是醫學中的一件大事，是生物科學應用於醫學的巨大勝利。可是，時到今日，從這樣的距離反觀之，那也許算不得一場革命。因為，醫學上的真正革命，那場為抗生素和今天有效療法中的其他手段開闢了道路的革命，早在青黴素問世前一百年就發生了。那場革命不是隨著將科學引入醫學才開始的。科學被引入醫學是多年以後的事。像許多次革命一樣，這一次也是以破壞教條開始的。約在1830年，人們發現，醫學的絕大部分是無聊的胡鬧。
在醫學教育中，這一段醫史從來沒有成為引人注目的課題，其原因之一就是，那段故事很悲慘，悲慘得無可緩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直上溯到幾千年前醫學的源頭處，這個行當就僅憑純粹的猜測和粗糙的試驗一路走過來。很難想像，在人類的諸多努力之中，還有什麼事業比這個行當更不科學。事實上，任何能想出的用於治病的東西都在此一時或彼一時得到嘗試，而一旦嘗試開了頭，這東西就綿延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才能最後放棄。反觀之下，那種人類試驗是最無聊，最不負責任的，其基礎僅僅是嘗試－錯誤，並通常也真是按這一邏輯而告終。放血，瀉下，拔罐，給與每一種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種金屬的溶液，每一種想像得到的飲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這些，其根據都是關於病因的最怪誕的想像，無非是些向壁虛構——這就是一個世紀多一點以前的醫學遺產。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行當竟然倖存了這麼久，有著這麼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竟然被輕易放過，而沒有引起多少抗議的呼聲。差不多每個人都上過醫學的當。顯然，要能看透那源遠流長的胡鬧，就必須是一個天生的懷疑主義者，像蒙田那樣。他曾尖刻地描寫過在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之前幾百年那些由醫療造成的疾病。但即使蒙田也無濟於事。大多數人對醫藥的神功堅信不疑，逆來順受了。
後來，時到19世紀中葉，幾位醫學界巨子意識到，當時可用於治病的幾乎所有複雜的療法並不真的管事兒。在美國和別處，頗有一些有膽有識的內科醫生暗示道，這些療法中的大多數實際上是害多利少。與此同時，有了驚人的發現：某些疾病是自我限制，不治自愈的，可以說有著「自然的進程」。時至今日，我們很難想見這一發現的分量及其對醫療實踐的影響之巨。源遠流長的醫學傳統，是不管什麼病，都有某種方法治。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每一種疾病都要求治療，假如不加治療，就會要人的命。1876年，哈佛教授愛德華·H·克拉克（Edward H. Clarke）寫過一篇嚴肅的文章，回顧了此前五十年他心目中的主要醫學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一些研究，它們證明了，傷寒和傷寒熱患者在沒有醫療干預的情況下會自行痊癒，並且，不治比接受當時流行的那些奇巧的草藥、重金屬和熱敷等治療時恢複得更好些。譫妄性震顫這種機能紊亂，長期以來被認為若不加持續的醫療干預就會致命，無人能夠倖免。結果，有觀察表明，在不加治療的病例中，病症更容易緩解些，存活率顯著提高。
此後數十年，傳統的治療儀式漸漸被放棄了，同時，後來被稱為「醫療藝術」的東西出現了。現在看來，這種醫術才真正是醫學科學的發端。它基於對病人的細緻、客觀、甚至還是冷酷的觀察。通過這種努力，我們了解了疾病自然進程的細節。其結果，舉例說吧，人們懂得了，傷寒和傷寒熱其實是兩種毫不相干的疾病，其病因也迥然不同。確切的診斷成了醫道的中心宗旨和理由，隨著診斷方法的改善，確切的預後也成為可能。於是，病人及其家人不僅能被告知所患疾病的名目，而且也有幾分可靠地得知，該病頂有可能出現什麼結局。到本世紀開始時，人們已經普遍認為，這些就是內科醫生的主要職責。此外，漸漸出現了一種新的療法，遠沒有從前的療法那樣的雄心大志，遠沒有從前那樣虛誇，稱作「支持療法」，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一些簡單的常識：精心的護理，適宜的卧床休息，合理的飲食，忌用那些祖傳秘方和專利藥物，外加有分寸地相信自然，相信它在自己的進程中常常會把事情引向圓滿的結局。
於是，醫生成了較前更有用，更受尊敬的專家。儘管有著種種局限，儘管他不能夠做很多事情去預防或結束疾病，但你卻可以依賴他解釋一些事情，減緩焦慮，還有他的在場。在困難的時刻，包括死亡的時候，他是受依託的顧問和嚮導。
與此同時，從19世紀最後10年開始，未來的醫學所需要的基礎科學已經上了路。病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被認識了。主要的致病微生物，最令人矚目的是結核桿菌和梅毒螺旋體，其面目和作用已被認知。到30年代末，這一研究已得到報償。主動和被動免疫的技術已經發明，用於白喉，破傷風，大葉肺炎和另外幾種細菌感染；傳染病分類學已成為一門有條有理的學科；時機成熟了，於是，磺胺葯，青黴素，鏈黴素，以及其他所有東西便應運而生。但需要強調的是、在基礎科研上，花了五十年左右的楔而不舍的努力，才達到了這一水平；假如沒有進行這種研究，人們便不可能想到還存在鏈球菌和肺炎雙球菌這些東西，那樣，尋找抗生素的努力就毫無道理了。沒有關於結核桿菌的長期而艱苦的研究，我們還會認為、結核病是由夜氣而生的，於是仍舊會試圖通過曬太陽去治療。
其時，關於治療的較為緩和的懷疑已經歷了約一百年，最後幾乎到了虛無主義的地步了。這時，我們卻突然進入一個新時期，幾乎一夜之間，柳暗花明，一些最常見，最要命的人類疾病——大葉肺炎，腦膜炎，傷寒，斑疹傷寒，結核病，各種類型的敗血症，都可能用抗生素立時治癒了。只有那些病毒性疾病還遙不可及，可就連某些病毒性疾病，比如小兒麻痹症，也很快就要得到控制了，靠的是製作疫苗的新技術。
當這些事件發生時，人們只有瞠目結舌。在磺胺葯和青黴素出現時，我還是個醫科學生，記得當時的反應是絕對不相信會有這等事。早在一百年前，我們就在療法上甘心失敗了。只有少數的例外，被我們看作反常，比如維生素治療玉蜀黍疹，肝提取物治療頑固性貧血，胰島素治療糖尿病，等等。粟粒形結核病和亞急件細菌件心內膜炎病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於是我們確信，像這樣的病，我們是沒法改變其進程的，我們這輩子不行，再一輩子恐怕也不行。
一夜之間，我們變成了熱情洋溢的樂觀派，意識到只要關於疾病的機理知道的足夠多，就能夠通過治療而使其好轉。這一認識僅在40年前還是全新的概念。
大多數人忘記了那些年月，或者是太年輕，記不得那些年月，於是，他們認為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要麼生來就知道抗生素，要麼就是，他們走運，這些藥物從天上掉下來，落到他們懷裡。我們需要提醒，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提醒，醫學對付傳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是瞎貓撞見死老鼠，也不是簡單地隨時間的推移自然發生的事。那是許多年辛苦的直接結果。多少想像力豐富，技藝嫻熟的人員從事了這一工作，但誰也沒有預見到他們前頭幾個十年期內的什麼地方還有個青黴素和鏈黴素。那是等次很高的一門基礎學科，為自己的緣故積存起大量的有趣的知識，生髮出巨量的信息，已作好準備，一旦利用知識的時機到來，就會整裝出發。
舉例來說，人們用了很長時間，做了很多工作，才了解到還有溶血性鏈球苗這種東西，了解到血清學上有四十多類主要鏈球菌物種跟人類疾病有關，了解到它們中有一些導致風濕熱和瓣膜性心臟病。首先要作的，是細菌學和免疫學的研究，這一工作花費了數十年，到30年代初，這一工作取得了足夠的進展，人們才認識到鏈球菌感染與風濕熱相聯繫。
直到獲得了這一信息，人們才確認，一旦能找到防止鏈球菌感染的途徑，風濕熱是可以預防的，與之同來的是，大量的危及青年的主要心臟病也是可以預防的。同樣，辯識出大葉肺炎中肺炎雙球菌的作用，地中海熱中布魯氏菌屬的作用，傷寒熱中傷寒桿菌的作用，流行性腦膜炎中腦膜炎雙球菌的作用，都需要對當時看來無限複雜的大量信息加以辨別和分析。在從事傳染病研究的實驗室中，大部分艱苦的工作在本世紀頭一個三分之一內達到了這一水平。這一研究結束時、舞台已經搭好，就等抗生素粉墨登場了。
當時沒有意識到，而直到現在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在人類其他疾病上，要達到這一步有多麼艱難。我們仍有心臟病，癌症，中風，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