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寫歷史，內心裡總有一個期望，期望自己的小說能夠在某方面貼近歷史的真實，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驅動力，恐怕很少有作者願意花功夫到歷史小說裡面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歷史小說家都是歷史的愛好者。不過歷史講究的一是歷史觀，一是專業的史學方法的訓練，這兩樣都不是一般作者輕易能夠達到的，所以對歷史界來說，歷史小說終究不過是小說，歷史小說家也終究只是寫小說的，如果這個小說家居然真的以為自己的寫作靠近了歷史，歷史學家是會動怒的。近些年清宮題材大熱，產生的歷史小說和影視作品無數，有時不免戲說太甚，學界對此是頗有微辭的，這個時候回頭來看高陽的清宮小說，不免要感嘆高陽寫作於幾十年前的歷史小說，今人只怕還是難以超越的。
高陽的清宮小說，給人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身臨其境，這方面高陽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的祖先在清朝世代為官，小時候家裡還高懸著分別由嘉慶皇帝御賜和慈禧太后親題的兩塊匾額，這樣的家世讓他耳濡目染清朝官場的種種，這樣的條件，如今的歷史小說家恐怕是只能羨慕。
正因為這種現場感，高陽對整個清朝的判斷與一般人就未必一樣了。晚清以來中國積弱，一直是讓國人耿耿於懷的事情，無數人尋找其中的病根，而清朝敗壞了國家的根基則是共識，高陽的史觀與這些人頗有些不同，在他看來，清朝作為歷史的一個環節，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太大，種種遺憾也在所難免，不過總體而言，這三百年對中國歷史的推動作用卻是不容小覷的。高陽的清宮小說，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史觀，其中自有一種大歷史的悲憫情懷在。
不過小說家畢竟是小說家，在《慈禧全傳》中，高陽分析慈禧得以掌權的原因，最關鍵的因素，是恭親王奕忻對垂簾的支持，而事情的起因當然是恭王沒有被咸豐帝託孤為顧命大臣，從而被排斥在權力集團之外。事實上，恭王與咸豐帝本來是一母所生，是真正的手足，而造成兄弟參商的最根本原因畢竟還是帝位之爭。高陽感嘆命運無常，偶然性作祟，使得恭王與咸豐帝兄弟失和，最終的得益者不過是一個女人，而正是這個女人使得晚清歷史完全改寫。這裡高陽的分析當然自有道理，然而把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段經歷完全歸之於幾個個人的力量，其實是未必然的。這就像當年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把李闖的失敗歸於誤殺了李岩一樣，是因為歷史沒有按照人們想像的美好方向去走而留下的一點天真夢想，其實慈禧的專權，自有她的過人之處，而晚清的積弱，也絕非慈禧一個人可以改變或者造成。
小說就是小說，讀者把它作為小說讀也就罷了，高陽在寫作第一部歷史小說《李娃》的時候就曾經說過，他的興趣本來在於歷史，對歷史考據等等充滿了熱情，而最終使他忘情於歷史的，在於他無邊的悲憫和想像力，他對小說細節的熱愛。
高陽長於考據，為他的小說中諸多的歷史細節提供了真實的背景，但是事實終究如何，後人永不得知，人們能夠確知的，不過是歷史發生之後，結於今天的果實。高陽在《慈禧全傳》中再現了諸多場景，雖然細節上未必一定發生，但就讀者而言卻願意相信歷史可能如此，這應該是高陽歷史小說的最大成功了。
歷史與小說，往往是兩極，一個只重事實與證據，一個依靠想像與文采，然而小說植根於人性的真實，而歷史同樣由人創造，正是在這一點上二者取得一致。有人說歷史由謊言構成，但無論如何，歷史小說需要植根於歷史，並且在歷史的謊言中去尋找真實的可能性。高陽的作品，差可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