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時間到了1903年，又是一個春天，北京的天氣乍暖還寒，街道上的柳條剛吐新芽，梁啟超、徐世昌、李經方、梁士詒、黎元洪等五人組成的憲政考察團赴歐美考察了三個多月，回到國內。李經述請梁啟超等人給國內的議員們作報告，進行思想的自由大討論。這次報告會特別高端和熱鬧，總統李經述、內閣總理盛宣懷、參議長容閎、眾議院院長張之洞等都參加了大會，袁世凱、段祺瑞、張佩綸、阮忠樞、馮國璋、王士珍、劉步蟾、鄧世昌等人都列席了會議。
李經述主持了大會，他先對梁啟超等人的歸來表示歡迎：「梁總長等諸位同僚不辭勞苦，遠涉萬里重洋，為了國家的未來，考察美利堅、英吉利、德意志等列強，現在你們可以暢所欲言，在座的也可以自由提問，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反對不等於反動，我們要把這次會議開成團結活潑的大會，奠定憲政的思想基礎，真正為中國開萬世之太平。現在，有請梁啟超總長代表考察團給大家作報告。」
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一臉嚴肅的梁啟超首先登台，他穿著一身傳統的長袍，環顧在座的聽眾，大聲說：「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講，肯定會猶如一個大炸彈，讓大家吃驚，讓國人震驚。有的人，還可能會罵我梁啟超崇洋媚外，但為了國家之前途，民族之未來，我不得不站出來講。」
李經述說：「梁總長有話儘管說。我們都會認真聽的，請知無不言。我希望這次大會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能為我們未來的依法治國提供思想的土壤。」
梁啟超點點頭，說：「我原以世界大同為自己的理想，還有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所形成的華夷之辨，這些思想根深蒂固，梁某人以為，這些思想將為中國開萬世之太平。但我現在覺得，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恥感和民眾的愛國心！在美國和加拿大，我們重點考察了兩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在美國，我親耳聽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巡行全國時講『欲進吾美於強盛之域，為我子孫百年大計，舍帝國主義未由也』，這足以使國人猛醒。我們所有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應該擺脫傳統的天下觀念，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擁有主權，地域上擁有國界，是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民族國家。」
張佩綸平時就有點不服梁啟超，站起來問：「梁總長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傳統的天下觀念有問題嗎？」
梁啟超一笑，回答說：「是的，我們要做出以下兩點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觀念，樹立國家思想。我們中國人以前總是誇張地把中國看作世界，而不是一個國家，以為天下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國家的文明都是野蠻的，這一趟考察，讓我長了見識：中國人在道光年間以後所要面對的世界，決不是一個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國強大的泰西國家。假如我們一味堅持中國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觀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認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後，就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中華文明，缺了民主和科學的傳統，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另外，我國人愛國心久不發達，則世界主義為之梗也。我呼籲，要在全國範圍內，去除中國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認識到中國只不過是眾多世界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而已。」
李經述點點頭，說：「梁先生說得對，我們中國人早就應該睜眼看世界，尤其是當政者，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國家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我們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樣，無知地向列強十一國同時宣戰。」
張之洞捋了捋鬍子，站起來問梁啟超：「依梁總長之見，破除傳統天下觀念的中國人，應當如何去面對世界、面對泰西各國呢？」
梁啟超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以國家對國家。今日欲強中國，別無它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而已，以前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為國民之代表，而以為天帝之代表，結果將忠君與愛國混為一談。但是，國家與朝廷並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國家利益時，即朝廷為國家蟊賊之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不能統一了，就像滿清朝廷，愛國志士應該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為國人不知有國，故國人獨善其身，鄉黨自好，畏國之為己累，而逃亡也。無近代國家思想的民眾，就僅將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資格上，我們觀泰西各國，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因此，中國要強盛，它的國民必須要有國家思想，人民必須樹立國家至上的觀念。」
袁世凱這時站起來，笑著說：「俺聽梁總長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倒是跟總統當年教誨俺們新軍『愛國不等於愛滿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經述笑著說：「是有八九分相似。不過這也不是我的發明，孟子早就說過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滿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們的國家，再也不能像過去的皇帝一樣，認為『朕即國家』，我們當政者要有危機感。」
這時，參議院議長容閎站起來說：「我同意中國人民需要現代國家的觀念。但泰西之國家，是由個人各求其安寧求其自由，相議和意而結成的，民族主義太過強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總長說的『國家至上的觀念』，這會有損於個人之自由。」
梁啟超反駁說：「現在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國家與國家正在競爭，身處這一時代的中國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還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國家。今日中國遇到的泰西各國，與古代的帝國不同，昔日亞歷山大、查里曼、拿破崙等，雖然也是『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諸國』。但那時，他們都是出自個人的野心，那時被侵略國『恃一二英雄』就可以與之匹敵。今天則不一樣了，侵略者表現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對付今天的帝國主義，必須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鑄造此等意義上的『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
李經述想了想，站起來說：「容議長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國家不能過分限制個人之自由。但我覺得，梁總長的話也有道理，現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中國得抓緊時間制定經濟發展的第二個五年計畫，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陸軍和海軍，未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如今國土廣袤，民族主義之國策，還是需要的。」
內閣總理盛宣懷站起來說：「我同意總統的意見。復興黨執政以來，鼓勵民族商業的自由發展，才有今日中國經濟之成就，如今，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再實施兩個『五年計畫』，經濟總量肯定能超過德國。」
「這裡面有盛總理的功勞！」李經述說，他剛鬆了一口氣，容閎和梁啟超又吵了起來，因為梁啟超接著說：「立國的基礎，就是要尊孔，在於發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只有這樣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徑，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其長期積澱的民族道德倫理教條。中國正處於一箇舊的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崩潰，而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果此時將西方的民權和憲政制度強行搬到中國並加以實行的話，必然會落空。」
這話讓容閎大吃一驚，他覺得梁啟超是在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來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那種女人裹小腳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國斷然難以實現工業化。」
梁啟超搖搖頭，解釋說：「我並不是認為道德倫理是不可改變的，我的意思是將傳統道德倫理看作是一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站在社會大眾的水平上來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義的道德家只談論民眾應該如何。凡一個社會，必有其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腦海而與之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連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也就是說，當一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倫理信條，受到新的外來文化衝擊的時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但是這應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新的信條逐漸代替舊的信條的改良過程，而不應當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革命。總統，你說是嗎？」
「嗯，我同意梁總長的觀點。」李經述站起來說：「一國是否強大的根本因素，在於它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文化革新必須循序漸進。否則，容易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會上，結果卻難以落地生根，導致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國家卻亂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