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館至天聰十年三月才改為內三院正式設立大學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實際上已被皇太極當作類似此職之親信內臣來使用，經常被召入宮，與汗密議軍國要事。史稱「文程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率以為常」。因此，當初編漢軍旗時，「廷議首推文程」任固山額真，而汗卻不願讓其離開文館，曾下諭：「范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天聰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極因漢官及諸生動以立即興師伐明陳奏，認為此議不妥，系「不達時勢之見」，「乃小人之淺見」，下諭給刑部承政高鴻中及文館寧完我、范文程等人，對這種意見予以批評，指出此時「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不能盲目動兵。將來時機到了之後，大軍伐明，那時明帝如棄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擊逃帝，還是圍攻京城，是允和還是拒和，對其人民如何安置，對八旗貝勒等人之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問題，令范文程等「酌議疏奏」。
在加強內政的同時，皇太極同樣注意緩和矛盾，後金的強大，實際上是漢人敗類一手弄出來的！沒有以范文程這樣的人為典型的一幫漢人敗類，後金不會取得巨大的發展！
皇太極因為多爾袞兄弟的錯誤十分生氣，多爾袞等人雖然引咎自責，但並不心悅誠服。君、王、將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多爾袞身為正白旗旗主、和碩睿親王。「統攝」吏部。其親弟為鑲白旗旗主、和碩豫親王多鐸，其同母之兄阿濟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擁有二旗，皆驍勇善戰，軍功卓著。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託，是禮親王代善所轄正紅、鑲紅二旗系統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將。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將會帶來嚴重惡果。
范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於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准，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范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係，立下一功。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稅收政策。在連年戰爭中，農民軍將明末的官府餉冊通通燒毀，只剩下萬曆年間的舊冊。范文程入京之後，即招集各部胥吏，徵求冊籍。有人建議於地方搜尋明季新冊，范文程拒絕其議，說：「即此為額，尤恐病民，豈可更求。」遂以萬曆舊冊為依據，照此徵收田賦。多爾袞聽從范文程之言，於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諭告全國官吏軍民，宣布廢除三餉：「前朝弊政，厲民為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茲哀爾百姓困窮，夙害未除。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十月初十日，順治帝頒行的即位詔，又再次宣布：「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即萬曆年間的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賦基本上沒有加派，實奠基於此，這一安撫百姓的制度的確立和堅持，與范文程是分不開的。
范文程很注意爭取漢族文人的歸順與合作，大力起用廢官閑員，征訪隱逸之士，讓他們為官作宦，治政教民。
范文程曾大膽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於會用人，他針對清朝重滿族輕漢族和任人唯親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議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薦人才「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當各級官吏。范文程這樣選拔、培養人才，博得了順治皇帝的讚許。
范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之前《清實錄》全文載錄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范文程之見識、才幹、文採的極好材料。現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汗昨命奴才思想事宜，奴才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其一，此時范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註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慣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啰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