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汪士慎辯難的是三個教授，雖分別教進士、明法和明算三科，但也都是理儒轉天道，然後再分的科，被汪士慎翻天印砸了一記，很快就鎮定下來，拿住了這顆翻天印的另外一面。
「孔聖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還言，不患貧而患不安。請問先生，這安從何來？天地之變，水火之災，家賊、夷狄、國讎，這都是不安。治不安，需聚人財物，由此成事。成事即有權，掌權者領袖，國由此來。人無家不得繁衍，人無國不得生息，官府本就是為仁人而存，何言官府為人世大害！？」
「三人為眾，眾有上下，天道分立，人各有職，職也分上下。害人之人，是迷於不義之利，害人之官府，也是大義不正，以權侵利，汪兄不能無視官府之利，也不能只談官府之害，而不分這害之本源。」
「上古先人，茹毛飲血，不是不患寡，而是只有寡，自是唯重均平。而時勢精進，人更近天，物產豐，商貨盛，靠的是智巧力勤。我英華所倡天人之倫，尤重人人自利，何以自利？以勞得酬！如此即有多勞少勞，勞心勞力之分，大害更在不勞而獲，如偷盜，如劫掠，如欺瞞，無官府，何以制害？」
三位教授從不同角度進行駁斥，四周不僅士子們點頭，民人們也都在點頭，沒多少人覺得天下能少得了官府，區別只是好官府和壞官府。汪士慎說官府是天下大害，聽那意思是不要官府，但凡有家業有恆產的，都不會贊同。
汪士慎沒說話了，他以為是皇帝先讓三人駁斥了他，再來處置他。以本心而言，他對聖道皇帝滿心崇仰，這皇帝幾乎就是個王莽，成功了的王莽，將舊天地豁然撕裂，還華夏朗朗青天。墨學能起，也是皇帝功業，他不願再在皇帝面前爭辯。
李肆卻又催起來了：「汪士慎，你也是學貫中外的，嶺南各家學院里都有《官府兩論》和《利唯坦》等書，你也該讀過，朕不信你眼裡就只有官府之害。要想墨學大興，光靠古墨是不夠的，朕也不信，你就這麼被他們辯倒了，繼續……」
之前兩方之爭，其實只是立場之爭。天道派以「持中」自居，不站在哪一方，當然，天道派實際多入仕途，都認為華夏正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官府必須承擔引領華夏逐潮而進的重任，其實立場更多在官府一面。
而汪士慎倡墨，則是強調讀書人該站在民人一邊，自然要講官府之害。
除開華夏先賢的論述，從歐羅巴傳過來的一些書籍也專門論述了……國家也好，官府也好，反正都是政權的利害合一，這些書並沒有在社會上廣傳，而是放在學院里，供士子們參考借鑒。
實際上這些書也難以在眼下的華夏獲得廣泛共鳴，畢竟歷史傳承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所謂的「語境」差得太多，再加上翻譯者的自我理解，很多概念都有了偏差。
《利維坦》所持世界觀，認為物質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物質存在的形式又是運動。英華翻譯者一讀，喲，這不就是咱們所說的上天自在，上天恆在，天道恆進么？偏差就從這裡開始。霍布斯是談物質，華夏是談上天，這上天不僅包括物質，也包括人心。而霍布斯談運動，華夏談天道，天道不止有物質運動的規律，也有人類社會的規律。
《利維坦》再談到國家的「契約意志」，基於兩個立論，一是自然人「生而平等」，一是協力共存，因此才將一部分權利讓渡出來，由其統治所有人。而英華的翻譯者順手就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用上了……
《利維坦》的核心思想是反對「君權神授」，反對教皇所握教會的世俗權力，為不列顛自立於歐羅巴，為不列顛國王君權自立於羅馬教廷之外張目，這背景跟華夏歷史就不搭調。
看得懂的都是老東西，看不懂的也不懂，即便這本書丟到大街上，怕也沒多少人撿。
對滿清理儒來說，這種論調自然是違了君臣綱常的「悖逆之言」，皇帝是君父，官府是父母，這是血緣關係，由不得你選擇，說這君父，這父母是萬民分割自有之權而成，難道你生父還是你這兒子生的！？
而在英華，《利維坦》又顯得過時而且簡單了。李肆稱帝，以萬民之約承天命，其實就已經勾勒出了契約論的輪廓。而後的《皇英君憲》，也更直接闡明了君權的權責義務，比《利唯坦》更清晰完整。之後李肆漸漸淡出政務，政事堂逐步接過相權，皇帝與官府又正在割裂，這也非《利維坦》所能描述的狀況，畢竟不列顛那邊君權一直都是有限的，霍布斯此書，甚至還是在呼籲加強君權。
這本書在英華的學院里並沒有掀起多大的思潮，但大多數學子卻都看過，重點還不是看官府的利害合一，而是覺得這分割個體，匯成一體的「契約意志」很新鮮，未嘗不是「民心」和「大義」的細緻解析。
官府的利害合一，華夏先賢也早有論述，只是大多數時候將君權跟官府混淆在一起。晚明黃宗羲談君王乃天下之大害，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因此李肆不認為，汪瞎子在讀過《利唯坦》後，思想還這麼僵化守舊，他希望聽到主張背後的思想根基。想要墨學進學院，光立旗幟還不行，得拿出真正的乾貨。
汪士慎苦笑，之前的辯論，確實只是以立場切入，真正的學思根底，只能一步步展開，現在皇帝要他露底牌，他也只有硬著頭皮上了。
「士慎非因不平而鳴，而是這不平既非仁道，也非天道！天生萬物，有生老病死，有滄海桑田，雖有不平，卻終歸於平。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損不足而奉有餘，非聖人不能逆。人道何以為此？那即是存著大害，士慎鄙薄，只能看到先有官府，後有工商，一併在造這大害。」
「我華夏泱泱三千年，三代以下，每朝經制都欲立千秋萬載之業，每朝卻都難脫三百年之劫，而安寧更不過數十年。是天命如此，要人世這般變亂不休么？非也，是人世無道！官府握人世權柄，工商掌人世諸利，人世未能行天人之道，未能天人合一的罪魁，難道不是官府和工商？而紛亂之因，難道不是它們所造之不平？」
「現今我英華官府入鄉，工商大盛，小害處處可見，人心不平，如厚油覆著沸水。士慎心憂，不知大害何時將顯！」
喲……
不僅那三個教授吃驚，淮揚學院山長劉大櫆吃驚，屈承朔等朝堂官員吃驚，觀戰士子們吃驚，李肆也在吃驚。
站在古墨的立場，先拉儒家孔聖之言，後扯道家老子之言，而分析問題的思路又用的是段老頭鼓搗起來的真理學派，這汪瞎子根本就是個怪物嘛。
仔細一想，也不怪汪瞎子只有了墨家立場，具體學思要找其他家的營養。時勢變遷，再起的墨學確實已經不一樣了。
墨家講「天志」，跟官儒一樣，認上天為有意志之至高主宰，而上天的意志是興利去害。天道派卻認為上天的存在就是上天的意志，並不因人而變。上天有人格這種思想，很容易融匯鬼神之說，淪為邪魔道，為國中士子所不容，新起的墨家也只能向天道派靠近。
墨學的機巧之術，早被天道派的真理學一派和精工巧匠們超越了。而其關於邏輯學方面的思想，又被引進了古希臘邏輯學和現在歐羅巴邏輯學的名實派給吞噬了。而墨家原本就講義利一體、講非命，又被天道派以天道人道、天人之倫和天職論等學說講得更為透徹。
墨家還剩什麼呢？
自然就只剩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非樂等等立於勞苦大眾立場的主張，而古墨最初行於先秦，根底思想就一個：「鋤強扶弱」，後世的遊俠，乃至更近代的俠義，淵源還在墨家這一脈。
但汪瞎子的言論，卻不再停留在只為弱者聲張的立場，而是以理性在推墨學，在反官府。因此不惜融古墨原本視之為寇讎的儒家，以及懸乎乎的道家，重新塑起一門學思，這已不是古墨，而是新墨。
場中再度沉寂，汪瞎子這番論述並非完全基於感情，還基於歷史，基於現實，真不好駁。
教授們不得不退步了，你沒辦法駁倒人家的立場，這立場有人心大義，也是自學理探討治世大道的正途。
「官府工商有害，君王審之，民心限之，何能因噎廢食？」
「無官府，無工商，即不成國，國無餘力，何以教化萬民，不教化萬民，如何能義利合一，互不相害？」
「天開雲闊，雨水豐沛，成林之木眾，草芥也受恩澤，這便是片茂林。茂林中也有病枯之葉，難道為那一葉，要捨棄整片茂林？」
教授立足於現實駁斥，周圍士子民人也都紛紛點頭，不能光看著倒霉的傢伙吧，更多人不是正過得更好？
「現在只是一葉，若未來將是滿林呢？」
汪瞎子聲調又高了起來，這是要轉入感情路線了。
「士慎眼雖半瞎，世事卻都能看到。在安南，在呂宋，在勃泥，不止是交趾人和土人，我華夏子民，也如牛馬一般勞苦，每日掙得稀粥粗饃，飽腹而已。」
「在佛山、廣州和東莞，數十萬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