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孔子著述《春秋》，微言大義，這一句話所含的意義，要寫上百萬字才能講得清楚。如果不是有李大臣不辭辛勞的解說，郎世寧靠著拉丁文和法文的比照轉譯，我還難以把握到其中的精髓。而當我大致明白了這句話所含的深遠意義後，才明白中國文化的博大。」
「你能明白一句話沒寫什麼，反而體現出了豐富的含義嗎？對中國人來說，這句話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沒寫出來的東西，這很奇怪是吧。」
「《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既然是史書，第一句話就該寫明年份，可這裡卻沒有寫出來，只能從前後文對照和後人的註解中確定，這一條記述，是魯國的隱公元年。」
「魯隱公是魯惠公的長子，卻是庶子，這個『庶子』，跟我們法蘭西人的私生子相似，聽起來很像是太陽王的私生子緬因公爵。」
「魯惠公死後，嫡子年幼，魯隱公執掌國政，但他卻不是正式的國君，這又很像是現在的攝政王奧爾良公爵。因為只是攝政，所以《春秋》這第一條記述，就不能寫上隱公元年，這意味著承認隱公是正式的國君。隱公以國君身份攝政，之後被殺身亡，也沒太多人認為他冤枉，因為他沒學周公那樣只居相位。」
「我們還沒開始解讀這句話，就因它沒寫什麼而有了解讀。而沒寫隱公元年這樣的做法，是在強調中國人所恪守的最重要一條原則：傳嫡不傳庶。這不止跟家庭財產的繼承權有關，更是中國政治的傳承原則。」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來分析這幾個字，夏五月這三個字，似乎就是單純的時間，可在中國賢者的解讀里，依然要分析為什麼要將季節和具體月份一起寫出來，夏，或者五月就足夠了。但這樣的解讀太過深奧，我依然沒有領會完全。」
孟德斯鳩拍拍發熱的額頭，讓自己能繼續沉靜下來，不被之前那浩瀚紛雜的收穫擾亂思路。此時已是1720年5月，賽里斯使團離開了巴黎，正在拜訪不列顛的路上。而他則借宿在巴黎伏爾泰的家中，伏案寫著《賽里斯信札》。
「後面只有六個字，這六個字講述的是鄭國的國君鄭莊公在名叫鄢的地方打敗了正預謀發動叛亂的弟弟共叔段。」
「這件事情的背景要講述清楚，也要花上無數筆墨。而我所作的簡要描述，僅僅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瞥，遠沒有說清此事的本質和孔子如此記述的意義。」
「中國文字的優美，在這一點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會賦予一個字無盡的意義，僅僅只是這六個字，就花了我幾天時間來領會其中的深意。」
「李大臣跟我講述了對這六個字的不同解釋，每一種都曾在一個時期佔據了主流地位。」
「李大臣說，《春秋》每條記述，都有褒貶之義。記述的同時就做出了評價。因此這一條里，先寫出的鄭莊公，就已有了褒貶。而從後世的解讀看，這一條記述是在批評他。」
「比如說這個『鄭伯』，說的是鄭莊公，但記述為『鄭伯』，這個『伯』是哥哥的意思。用在這骨肉相殘的事情上，就是在諷刺鄭莊公沒能盡到哥哥的職責。」
「而這六個字末尾的『於鄢』二字，又是在批評鄭莊公沒有恪守國君的禮節。中國禮法里，國君臣子乃至兄弟之爭都必須有底線，這兩個字顯示，弟弟共叔段已經在國都附近被打敗過一次，按照禮法，鄭莊公不應該繼續再追，但他卻追到了鄢再次打敗共叔段，這就是在批評鄭莊公非禮。」
「這句話既是在批評鄭莊公，也是在批評他弟弟共叔段。共叔段這種身份，在《春秋》一書里都以『公子』相稱，在這裡卻直接稱呼名字，就是在貶低他。但到底這句話對誰批評更多，後人又有不同的解讀。」
「不同就體現在『克』字上，一種解讀是批評共叔段多於鄭莊公，用『克』一字，是因為追隨共叔段的人多，這是在強調鄭莊公跟共叔段的爭鬥並非兄弟之爭，而是臣子聚眾反叛。」
「另一種解讀則認為『克』字是在批評鄭莊公，臣子作亂，《春秋》里都以『殺』描述，這是《春秋》用詞的固定模式，就像是臣子殺了國君，必須要用『弒』一樣。」
「在這裡用了『克』字，就表示記述者不認為這是單純的臣子作亂。鄭莊公的母親疼愛共叔段，要求鄭莊公給弟弟封地。如果鄭莊公不給，或者是給一塊不足以作亂的封地，就不會讓共叔段有叛亂之力。共叔段反叛還沒有形成事實，僅僅只有風聲，鄭莊公就對他下了手。這一個『克』字，是在批評鄭莊公沒有盡到君主和兄長的雙重責任，甚至是在諷刺他早就預謀清除弟弟。」
寫到這裡，孟德斯鳩停了一下，為自己居然能這麼簡練地總結出這些字句而驕傲，接著寫到的隨筆，就讓他覺得無比輕鬆。
「我問李大臣，這些不同的解讀，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他說，以前他也認為，肯定有一個解讀是正確的，而且永遠正確。但現在他覺得，沒有哪個解讀能永遠正確，每當一個王朝剛剛興起時，就要強調鄭莊公的惡，由此來宣揚他們推翻前朝的正義。而當王朝統治穩固時，就要轉而強調共叔段的惡，由此來批判那些破壞統治的行為。」
「這樣的回答讓我很不滿意，難道歷史可以供人隨意塗抹，就如巴黎街頭那些妓女，而不能容下真正客觀的真相嗎？」
「李大臣說，孔子著述《春秋》時，不就是痛感當時禮樂崩壞，才以禮法匯於述史，有了這樣的微言大義嗎？後世解讀《春秋》，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方向，不就因為，《春秋》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而非單純的記述？」
「這句話讓我豁然開朗，卻又無比絕望，難道真如李大臣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當孟德斯鳩不經意地搶了200年後義大利哲人克羅齊的台詞時，小謝所率的使團，在倫敦正遭遇到不列顛的寒風。
這寒風是多重的，此時不列顛「南海公司泡沫」剛剛引爆，昔日高達千鎊一股的南海公司股票，正一個勁朝下狂跌。而那些靠著各種新概念，比如什麼「永動機」一類玩意在倫敦股票市場攬金的皮包公司也紛紛敗露形跡。
迎接使團的不列顛人個個愁眉苦臉，他們的身家在這場風波中都已大幅縮水。使團進到倫敦時，就親眼看到有人跳下泰晤士河，還不止一個。當使團向不列顛遞交了希望拜訪的人員名單時，對方很利索地劃掉了牛頓爵士的名字，說牛頓爵士正因為南海公司泡沫而損失了數萬英鎊，別說賽里斯使團，羅馬教皇來他估計都沒心思面會。
臨危受命的第一財政大臣沃波爾正跟銀行和各方磋商，希望能挽救不列顛人民的錢袋，賽里斯使團的到來也被沃波爾政府渲染為挽救國家危局的救命稻草，但這僅僅只是姿態。
出面接待使團的不過是第二外交大臣，顯示出不列顛人對自己貿易商路的在意程度。就在不久前，沃波爾政府才剛剛頒布了絲綢禁令，為此不列顛海關還嚴格檢查了使團所載貨物。讓位次低的人員先擋住可能為此發難的賽里斯人，這樣的外交技巧就跟中國商人做生意一般，心思無比細膩。
跟使團在葡萄牙和法蘭西所受待遇截然不同，在這裡，使團感受到的是嚴謹的禮節下，包裹著的發自心底的傲慢。此時雖然還沒有《泰晤士報》，卻有多份報紙在倫敦發行。在這些報紙上，賽里斯使團到訪的消息確實佔據了很多篇幅，但跟葡萄牙和法蘭西一面倒的歡迎和讚譽之音不同，使團看到了不少猜疑、憂慮乃至貶低。
對中國和更古老的「賽里斯」如此冷淡，一方面確實是受了滿清時代的影響，但更多的還是來自商人階層對中國的了解。他們既將中國看作龐大而落後的老帝國，又對崛起在南方的英華心懷猜忌。甚至有絲織商人在打預防針，宣稱如果沃波爾政府迫於外交壓力而開放中國絲綢進口，他們就要組織罷工乃至更激進的行動。
這是一個在某些方面跟使團母國依稀相似的國度，以至於有些人開始猜測，當初皇帝定國號時，是不是就有意將這個原本在中國民間稱呼為「英吉利」的歐羅巴國家當作學習對象。
就工商而言，在倫敦所感受的氣息，就跟巴黎截然不同。即便是在蕭條之時，港口已經繁盛不已，無數商船來往其間，如山貨物吞吐不停。街道上的人也來去匆匆，都在忙於工作，節奏明顯比巴黎快得多。不得不說，味道也比巴黎要清新得多。而在倫敦港外曾經與一隊不列顛戰列艦隊擦肩而過，巨艦大炮的雄姿，也讓使團震撼不已。
郎世寧介紹說，中國熱在不列顛就不怎麼盛行，雖然飲中國茶、用中國瓷器和穿戴絲綢確實是一種風尚，但不列顛人並不像法蘭西人那般在意中國文化。
劉旦說，這是自然，跟荷蘭人一樣，不列顛人的本質就是商人，他們更注重現實利益。
聽完通譯的讀報，小謝沉著臉說，使團在不列顛估計不會有什麼收穫。從報紙上能看得出，禁止中國絲綢是一個開始，不少文章都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封閉、愚昧和不開化的古老國度，甚至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