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於《枚皋傳》云：「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余、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子書自盂、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免焉日孳孳，斃而後己。」
○直言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玄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民，艷妻煽方處」；如曰「伊誰雲從，維暴之雲」，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舀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魂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立言不為一時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日「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時猶仿之。《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余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征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鳴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謅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