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欲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台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鹹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顏師古皆為秘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覆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在朝之臣非預篡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睹《六經》之字。鳴呼?希矣！
○十三經註疏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雲《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雲《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歧注，皆漢人。《易》則王粥注，魏人。《系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布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崔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判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宋時止有十六史，今則並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鑒》，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於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跡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紀。」此《三國誌?陳群傳》中事，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群耳。」不知紀群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又如《晉書?華譚傳》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齊王同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同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大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柵笑乎？《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饋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台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人謂之學祖，以供師生廩餼，余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六史》諸書地裡、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佈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群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舊日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慢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匯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