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紀雲，敞為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宮。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群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御。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暦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汽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儘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干時著於齊人，枯濟征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者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為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洫與塗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為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斌觀圳田之法，一尺之圳，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為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為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圳田以為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日萬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飢，十日失谷則殍。此宜其家自為生，人自為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以殍者，一則以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為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為，官可齊其力而為之也。其不為者，蓋時無大水旱，則坐視為不必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逞，又萬萬無可為者。加以民食之盈絀必數年而後見，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之死生饑飽一聽命於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謂救荒無善策，為溝洫於未荒之時，此豫救之策也。即為溝洫寸救荒之時，使饑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萬之眾。如漢武帝之輕用力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則固不可為也。即春議經界，秋議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纖毫之益於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為溝洫，必訪求於鄉耆里長而總其事於郡守，責其成於縣令，分其任於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准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為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薄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籍而存於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田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貰其力。蓄泄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責其兩令。令或代去，則交其簿於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為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為水田者也，凡谷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為下產，以其非粱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泄以為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為害者，必轉以為利矣。且為溝洫，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興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鄰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為之者，勿憂其事之難於慮始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濕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為水，猶水田之不可為旱也。令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為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於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於東南，且谷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脈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於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瀦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為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為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為畜水之所，疏其節，闊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