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艱難的啟蒙-與自我相逢的奇遇

飽受內心折磨之苦、眼看就要被恐懼所壓倒、但仍然懷著一絲僥倖心理的K,在那個陰沉沉的雨天來到了大教堂。他到底是被騙而來,還是遵從神秘的召喚而來,這之間毫無本質區別,他個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緊的,因為他是自願的。身穿黑袍的雜役成了領K走向最後審判台的領路人。這位奇怪的引路人,並不向K明確地指路,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著他,讓K自己似乎是無意中走到了小講壇的那一邊。那小講壇就是審判官的位置,神父一會兒就上來了。在這個低矮、連腰都伸不直的、折磨人的小講壇上,神父開始了對K的審判。K開始只想逃走,後來卻又由於一種偶然的機緣(只是看起來像偶然的)而留了下來,在那死一般寂靜的地方,獨自一人面對神父接受了對自己的審判。這是怎樣一場審判呢?我們看到,整個過程既沒有具體定罪,也沒有任何盤問,神父與K之間那場關於法的討論也像是在夸夸其談。但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才是這樣。一旦我們真正進入神父的思路(就像K強迫自己所做的那樣),立刻就會感到,這正是一場最後的、生死攸關的審判。在這場審判中,神父為K描繪了K自身那凄涼的、毫無出路的生存藍圖,所有的謎底都在那裡頭得到了揭示,只是將結論作為最大的謎留給了K自己。神父究竟是什麼人,他為什麼如此明白底細?又為什麼直到最後才現身?為什麼K與他的全面既像是預先決定,又像是不期而遇?為什麼K在如此曖昧的情況下見到他,卻對他的身份確信不疑?當我們讀完這一段,就會發現這位神父多麼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永遠要迴避的那個影子,多麼像只有當我們靈魂出竅時才會見到的那個人!是的,神父就是K一直將他抑制在黑暗深處的那個自我,他在命運的最後關頭於黑暗中出現,來向K討還債務了。只是這不同於一般的討債,這是K自己向自己討債,神父不過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這一事件。審判結束時,K心中殘存的那一絲僥倖心理被神父當面擊碎,真實呈現於眼前。

回過頭來再看前面,就會發現,在這場馬拉松式的審判中,K的自我並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它曾經由多個人物擔任,這些人物隨案情發展而輪流出現。只不過在案件的初期階段,由於K認識上的模糊,也由於對世俗的迷戀,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顯得分外陌生,特別不能接受而已。逐步認出這些人的過程就是審判的過程。核心的人物是看守,打手,檢查官,畫家與律師;其他的一些人物則是他們存在的補充。這就是說,K周圍的這些人才是K的本質,本質是相對不變的,K自身倒是不斷演變的。K只有通過不斷演變(不斷向法靠近),才會認出自己的本質,而本質又是通過K的演變來得以體現,否則無法確定其存在。K演變的結果使得每一階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單純到複雜,從具體到抽象,然而不論面貌多麼不同,他們都是執法人。變化的只是K,K沒有確定的罪名,因而罪犯的身分也是不確定的,由於身分的懸置,他必須要不懈地努力,以消除(或確定)自己的犯罪嫌疑,改變自身不確定的局面。這樣,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一種永不安寧、不斷向上(或向下)、向著完善(或毀滅)而演變的形式。這些體現自我的角色儘管有著相同的本質,在發展中呈現的面貌還是各不相同的。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越是處在認識低級階段的角色,生活氣息越濃(如看守、打手的俗氣),越到了高級階段,角色越變得像不食人間煙火的偶象(如神父)。所以認識自我的過程也是抽空生活的過程,這種抽空發展到頂峰,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K的身上有一種十分危險的走極端的傾向(或稱為自殺傾向),他凡事要弄個水落石出,缺乏自我調節的機制。在那間令他呼吸困難的閣樓上,畫家向他指出了兩種出路,這就是「表面宣判無罪」和「無限延期」這兩種活法。畫家苦口婆心地解釋,內心暴烈的K根本不想聽,也堅決不能接受。就是他這種走極端的傾嚮導致了過早的結束吧。但是怎能不走極端呢?他也知道畫家和律師向他指出的活法有可能拖延得更久,但以他的性格,他沒法那樣活。不斷地抽空、拋棄,向著純凈的虛無義無反顧地進發,這是K的方式。他是不自覺的,又是自覺的。在進程中,濃郁的氛圍不斷地將他引向越來越深奧的自我。

生存模式結構

A.鄉下人——看rlN——法

B.IH神父——法

從K的世俗辯解與神父的分析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K的思維是單向的、僅僅從生命出發的,神父則是將生活本身作為一種矛盾來看,即不僅僅考慮到生,而且考慮到死(法)。神父將矛盾的兩方面都透徹地分析過了,而關於究竟要不要活這個問題,他沒有自己的意見,只是流露出一種深深的困惑,最後是K用行動來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神父責備K近視(「你難道不能看得更遠一些嗎?」),過於欺騙自己;接下去神父卻又用寓言證實了鄉下人自欺的合理性,並說:「對一件事的正確理解與錯誤理解並不相互排斥,」「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們的困惑」。可見神父並不反對K自欺,他只是要引導K達到有意自欺,即明知道是自欺還要自欺。在神父的精湛分析中,世界(精神世界)由三部分構成:鄉下人,守門人,法。鄉下人與法構成矛盾的對立面,而守門人是二者之間的媒介,三者缺一不可。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麼大門專為鄉下人而開,為什麼鄉下人永遠不能真正進入法,為什麼看門人既要堅定不移地捍衛法的純潔性,又要維持矛盾的對立(給鄉下人凳子坐,耐著性子聽他哀求,收下他的賄賂,甚至對他做出小小的挑逗。)。只要鄉下人活一天,這種三者鼎立的局面就會維持一天。所以看門人說出鄉下人不能進入的第一句話之後,暗示的是第二句話:大門是專為他而開的。專為某人而開的門是法的大門,是永遠不能進去的n鄉下人擁解成將來有一天可以進去,於是在門旁等了一輩子。鄉下人的這種理解也是看門人暗中希望的。(當然也可能鄉下人也是有意自欺)。兩種願望達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都促成了矛盾持續下去。所以說:「正確的理解與錯誤的理解並不相互排斥。」整個過程中,看門人所說的話就同神父一樣模稜兩可、自相矛盾,而他們都在這種矛盾的思維中表達出對生存的困惑。他們並不要消除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要說明、突出矛盾,當然他們用以說明的方法也是矛盾的。所以K聽了神父的解釋之後,一個簡單的故事就變得模糊和無比深奧起來,超出了他世俗的想像力,並且像噩夢一樣纏繞著他。關鍵就在於法和鄉下人總是平行發展,相互依存的;而作為中介的看門人,則具有兩者的特點,這就是他,也是神父那無限的困惑的根源。K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總忍不住要攻擊、貶低著門人(要麼說鄉下人受了看門人的騙,要麼說看門人也是愚蠢的受騙者),一方面是由於他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從那種需要中產生的單向的思維方式。直到最後他還是沒有被神父說服,但已模糊地感到了那個不為自己完全了解的、極其豐富而深送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對立的兩極,每一板都是無限的。不可窮盡的,而這兩極又相互反映、互為本質。沒有誰能比神父更豐富,更全面;同樣,也沒有誰比他更困惑、更矛盾。就這樣,K從神父那裡聽到了那種特殊的認識方法,並跟隨他的思路不知不覺地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一遍徹底的拷問。出路並不是神父關心的,他只是要揭示過程,他要讓K在徹底自由的情境中領略過程的專制性——即法的先驗性,不可選擇性。這一切都不是什麼新東西,從K被捕的第一天起,周圍的人就在向他重複同樣的道理,只是說的方式不同而且。但沒有千百次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嚴厲的重複,人是戰勝不了自己身上的惰性的;當然就是努力過了最終也還是戰勝不了,最多打個平手,因為情性是生存的前提。也許可以說,神父的思維方式是一個圈套,一旦被套住就別想再出來。不過神父又並不主張束手就擒,他只是向K展示了戴著鐐銬跳舞的前景。因此同樣可以說,K的自取滅亡與他無關,只是K個人的選擇。如果K不是這樣走極端,還會有別的奇蹟出現,然而無論什麼樣的奇蹟也仍然會演繹成這同一個模式。

生活在神父模式中的藝術家總是有兩種衝動,兩種標準。他既想揭去面具袒露在真實之中,又對於這戴著面具的人生無比迷戀。這兩個方面不時發生衝突,但總的來說是平行發展,分不出高低的。K的自取滅亡也不過是暫時的放棄,否則遠方那細瘦的身影也不會出現在燈光下了。徹底放棄必定是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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