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面前，人的掙扎總是顯得萬分可笑。K的錯誤在於他用來與法對抗的那些東西是不堪一擊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作為上流社會的紳士K，他一心要證實自己的清白，為達到證實的目的，他決心向畢斯特納小姐表演當時的情景，以使畢相信，逮捕他是多麼地荒謬，多麼地沒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麼樣呢？不但沒有使畢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沒有把握了，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實際上在他表演時，觀眾不止畢小姐一個，我們明明感到還有另外一位觀眾躲在暗處。而正是這位觀眾使得K隱隱地感到他的存在而變得沒有把握的吧。到了後來，當K的表演突然草率結束時，他還沉溺在兒童式的異想天開里，又弄巧成拙，對畢小姐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識得到的話，在那位看不見的觀眾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後他一定會後悔不迭，拚命唾棄自己吧。在表演時，他卻沒有充分意識到，表演後犯起罪來還是顯得很自然似的，對自己的行為居然感到愉快，大約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為也與眾不同，非要親自表演當時的情景來說服畢小姐，就像個不請世事的兒童，以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說服的。畢小姐對他的表演不感興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議；她是高高在上的，對K關心的那些瑣事不屑一顧，在K面前，她擁有精神上的某種優越感。儘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種世俗的誘惑，那銹感使得K昏了頭，像一頭豬一樣撲進她的懷裡，徹底冒犯了她。
K的依據到底是什麼呢？也許他認為，只要如實地再現當時的情景，觀眾就可以看出，像他這樣一位體面的紳士，在銀行里高居要職，事業上春風得意，卻在一個早上成了囚犯，是多麼地沒有道理！多麼的像一場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過來針對不自量力的K的嗎？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麼？紳士、事業、銀行的職位等等，對於那位看不見的觀眾來說到底算什麼，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就連畢小姐不也是似聽非聽的，絲毫不受他的影響嗎？他對於e身表面規定的那種過分的熱情，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也許對他有重大意義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義吧。
問題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伏罪是違反他的本性的，放棄迄今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於是在有了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後，K後來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圖證實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無意識的，從他的行為里卻可以體會到某種頑固的內在的抵抗與堅持，這種東西一直貫徹到最後，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說了出來。
K一直有種與畢小姐相反的優越感，並用這種優越感來對抗對他的審判和限制。他的優越感是什麼？不就是他的教養、身分、職位，他要用表演所證實的東西的依據嗎？而教養。身分、職位，不過是個體生命的形式，這些脆弱的支撐當然不足以與無比強大的法庭抗衡。當K感覺到優越時，是誰在對他進行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