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謀劃

黃來福帶著江大忠和楊小驢回到五寨堡時,天已經黑了,此時家人正等著黃來福吃飯。

此時黃來福仍是滿心興奮的心情,他向黃思豪和楊氏招呼了一聲,便回到自己房內,他的外衣寬大,電腦包纏在腰間,竟是誰也不看出。進了自己房後,他將電腦包放到炕邊的木箱內,平復了下激動的心情,這才到大堂去吃飯。

草草吃過一些,黃來福便回自己房內了,楊氏在後面說了聲:「這孩子,怎麼晚上沒胃口?」

黃來福關好門,點上油燈,靠在炕上翻閱著電腦。他雖有黃來福以前的記憶,但對五寨堡在後世的具體位置還是不清楚。

此時他打開全國的衛星地圖資料,及五寨堡在明朝時的歷史資料地圖時。這才發現原來五寨堡就是後世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寨縣,地理位置是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區,東接神池縣,西連岢嵐縣,南臨寧武縣,西北與偏關縣、河曲縣接壤。總面積約在1391.3平方公里。

後世五寨縣有人口10萬左右,此時的五寨堡連正軍加各軍戶家屬,也不過幾千人。此時的五寨堡和偏頭關,河曲,神池,寧武諸堡還均末建縣。

這就是自己的發展基地了,一個小縣,地不過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自己該如何做呢?

黃來福查看著後世五寨縣的情況,試圖為自己的發展找到一些靈感。他在一個五寨縣地圖旁找到了一些相關的介紹資料:

五寨縣全縣地勢東南高,西北低,中部由南向北是「丁」字平川,面積約164平方公里。

全縣土地總面積208.7萬畝,其中可耕地面積60萬畝,佔全縣總土地面積28.7%;宜林地面積74.7萬畝,佔全縣總面積的36%;宜牧地面積50萬畝,佔全縣總面積的24%。縣內石灰石、花崗岩、粘土分布廣,儲量大,開發前景廣闊。

主要河流有朱家川河、縣川河、嵐漪河、清漣河、鹿角河,是晉西北的富水縣之一。

五寨縣是一個農業和養殖大縣,主要糧食作物有馬鈴薯、莜麥、玉米、糜谷、豆類等小雜糧;特別是馬鈴薯,每年全縣的種植面積均穩定在20萬畝以上,佔到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

看到馬鈴薯,黃來福遺憾地搖了搖頭,依他知道的和查到的資料,馬鈴薯,這個小名叫土豆的東西,和番薯,小名叫紅薯,地瓜的東西,約是在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後,才從呂宋傳入廣東福建二地,首次攜來者,有陳復龍、林懷蘭、陳經綸等人,要傳到山西並廣為推廣,要到明亡後。

如果早幾十年土豆、紅薯、玉米之類的高產農作物傳入山西、陝西,當地人有飯吃,或許就不會有闖賊李自成之類的暴民大作亂了。

土豆和紅薯雖其貌不揚,這兩樣可是好東西啊。在明朝,當時的農作物就算風調雨順的話,一年一畝糧食產量不過三四百斤,這還是良田了,遇到災年,更是動不動就顆粒無收。

而土豆和紅薯收成可是按噸算的,動不動就畝產幾千斤。就是玉米,產量也比什麼穀物,小麥之類的農作物高多了,而且三者還都不佔良田,都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旱地中耕種。甚至可改良土地的土壤,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小麥和水稻的土地。

雖說這些雜糧口味上是差一點,但在大災時要餓死人的時候,誰還在意吃的東西口味是好還是差?總比什麼樹皮、草根、觀音土的味道好多了。況且以營養來說,土豆和紅薯都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不比穀類和小麥差。

遺憾歸遺憾,嘆息歸嘆息,土豆、紅薯、玉米之類的高產農作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就算現在去廣東,福建等地尋找這些農作物,誰知道它們是在哪個地方?

人海茫茫,地域廣袤,要找一些農作物是如大海撈針。找到了不知是哪年的事了,這年頭,從山西走到廣東,再走回來,再如大海撈針般尋找一些連當地人都不常見的農作物,需要多少年,是二年,三年,還是五年?

不過不管怎麼說,黃來福都決定會儘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廣東,福建等地尋找這些高產農作物,在廣東,福建找不到,最遠就到呂宋等地去尋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過遠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決五寨堡軍戶們的吃飯問題。

對於北方的老百姓和九邊重鎮的將士們來說,這些年的天氣有點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這老天爺好象從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萬曆17年,還好,只不過是氣候有點反常罷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還是比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萬曆16年,可不得了,陝西,山西發生特大旱災。年春,豆麥反青灌漿季節,久旱無雨,加之狂風史刮,青干無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無雨,所種秋苗,日晒風吹,俱各枯焦,秋糧絕收。

災區遍及西安、延安、慶陽三府及鳳翔、鞏昌二府的部分州縣。各地農民驚恐萬狀,扶老攜幼,逃到各地乞討度日。

而對這樣的嚴重災荒,萬曆帝不得不盡心賑災,一直忙到年底,才鬆了一口氣。

老實說,這種憂慮的日子,萬曆帝已經過了好多年了,從萬曆初年開始,這老天就明顯越來越有問題,不是南方水災,就是北方旱災。

各種頻繁災害的結果是,不但北方民眾衣食堪憂,九邊軍民問題也非常嚴重。明朝軍隊實行屯田制,明朝軍隊的重兵集中在九邊重鎮,而這九個邊鎮都在北方,常年頻繁發生大旱,導致屯田收成銳減,甚至有些年景還顆粒無收。

屯田不能自給,就需要明政府發給軍餉糧餉,加上長期的內外多事,致使軍費開支猛增。英宗時,每年支邊軍餉銀只數萬兩,到萬曆初期時,軍費已是高達8百多萬兩。萬曆二十年時,寧夏、朝鮮、播州三大征,軍費支出達1460萬兩。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啟七年,前後10年間對後金用兵,軍費達6000多萬兩。

由於災情年年加重,加上戰爭不斷,到萬曆三十年,已是老庫將盡,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萬曆三十六年,給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視庫藏,發現者庫存銀只有8萬兩,外庫蕩然無存,而同時拖欠的軍餉已達100餘萬兩。從萬曆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拖欠各邊鎮軍餉銀達九百六十多萬兩。

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到了極大的地步。到了萬曆末期,尤其是遼東危急之後,國家財政基本上已是無力回天,導致了對後金戰事的失敗。

對於上面這些大局勢,五寨堡的軍戶們是不懂的,他們只知道,因為天災原因,五寨堡所屬的屯田已經好幾年沒什麼收成了。他們現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發下來的一點可憐的月糧度日罷了,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頭。黃來福所見的五寨堡的軍戶生活只是當時九邊軍鎮軍戶們生活的一個縮影罷了。

惡劣反覆的氣候讓大明朝的北方軍民們不知所措,這老天爺是怎麼了?黃來福卻知道,這樣的悲慘的日子,將來還要過下去,並且是連綿幾十年,越到後面就越嚴重。

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共有兩次,一次是在五胡亂華時期,一次就是在這明末時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以來的最低點。

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1600年前後開始驟然加劇,崇禎一朝才達到災變的高峰。整個氣溫的回暖一直到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才恢複。

極度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同時鼠疫也開始蔓延,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輕易被攻佔。

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明末河南商丘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一書中,對崇禎時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

「……崇禎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9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14年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15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摺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擊河南災情嚴重、不吐不快。奏疏寫於崇禎七年,字字瀝血,不忍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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