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有人離去。
「向前，總是向前！」是存在主義者的呼喊，但海德格爾早已指出，沒有人會永遠向前。在《存在與時間》中，他把此在描述為在「向死而在」中尋找真實性，也就是說，在對死亡和界限的肯定中尋找真實性。他還著意證明存在本身不會出現在一個永恆、無變化的層面上，而是經由時間和歷史顯現出來。因此，無論在宇宙層面還是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一切都具有時間性和有限性。
薩特對這種認為存在或人類生存具有一種內在有效期限的觀念從不滿意。他在原則上可以接受，但他個性中的一切都在反抗著，不被任何東西限制住，更不用說死亡了。正如他在《存在與虛無》中寫的那樣，死亡是一種暴行，從外向我攻來，摧毀了我的計畫。我無法為死亡做準備，或者將其為我所有；我無法對死亡堅決果斷，也無法將其納入和馴服。它不是我的可能性之一，而是「對我來說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那種可能性」。波伏娃曾在她的小說《人都是要死的》（ ）中指出不朽令人無法忍受，但她也同樣將死亡視為一個外來入侵者。1964年，她在《一場毫不費力的死亡》中，通過記述她母親的最後一場病，展示了死亡如何「從別處，陌生且非人地」走向她母親。對於波伏娃來說，人不能與死亡發生關係，只能與生命發生關係。
英國哲學家理查德·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則換了一種表達方式。他寫道，死亡是我們的大敵，不僅僅是因為它剝奪了我們將來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會經歷的所有快樂，而是因為它永遠地剝奪了我們經歷任何事物的能力。它讓我們無法再繼續做海德格爾所謂的那塊讓事物顯現於其中的林中空地。因此，沃爾海姆說：「它把現象學從我們身上奪走了，可一旦品嘗過現象學之後，我們已經對它產生了一種無法放棄的渴望。」有過對世界的經驗，有過意向性之後，我們想永遠將其繼續下去，因為對世界的經驗就是我們的本質。
但不幸的是，這就是我們能得到的待遇。我們之所以可以品嘗現象學，就是因為它有一天會從我們身邊被帶走。我們騰出我們的空間，而森林則再次將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們曾透過樹葉看見了光，我們竟然曾擁有過這種美好：有一點兒總比什麼都沒有強。
曾在我們故事裡這個生氣勃勃、叮叮噹噹、忙忙碌碌、吵吵鬧鬧的存在主義咖啡館中出現過的一些最可愛的人，也是最早離開的人。
1959年6月23日，鮑里斯·維昂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年僅39歲。當時，他正在一家電影院出席一部電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歡這部根據他的小說《我唾棄你的墳墓》改編而成的電影，便坐在座位上開始抗議，接著他便暈倒了，最終在去醫院的路上逝世。
六個多月之後，1960年1月4日，阿爾貝·加繆與出版商米歇爾·伽里瑪（他開的車）在車禍中喪生。汽車撞向一棵樹後，翻滾著撞到了另一棵樹上，發動機被拋到了樹的另一側，而加繆則從後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遠處的爛泥中，人們找到了一個公文包，裡面有加繆的日記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個人》（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講的是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生活。
波伏娃從克勞德·朗茲曼那裡得知了加繆的死訊。當時她正在薩特的公寓，顫抖著放下電話後，她告訴自己不要難過。好了，她自言自語道，你和加繆早就沒那麼親近了。接著，她站在薩特家的窗口，望著夕陽徐徐落在了聖日耳曼德佩教堂後面，但她既無法好好地哭一場，也沒能讓自己好受一些。她認為，她哀悼的不是剛剛去世的46歲的加繆，而是戰爭年代那位年輕的自由鬥士——一位他們早已失去的朋友。薩特也這麼覺得：對他們倆而言，真正的加繆是抵抗組織和《局外人》時期的那個加繆，不是後來那個。因為他的政治觀點，他們一直都沒有原諒他，不過薩特倒是在《法蘭西觀察家》（ ）上發表了一篇充滿了溢美之詞的訃告，將加繆歸結為法國偉大的morolistes傳統的繼承人——這是一個不好翻譯的詞，意思既包含了英語中的道德主義者，也指人類行為和性格的好奇觀察者。薩特說，他用身上那種「頑固的人道主義，那種嚴格又純潔、樸素又感性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的事件發起了一場勝負未決的戰鬥」。同年，波伏娃在接受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為美國某電台所做的採訪時，總結道，加繆是倫理思想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但她也承認，年輕人從這兩種途徑中都能獲益。
那一年，還有一個人也英年早逝了。1960年11月28日，在巴黎，理查德·賴特因心臟病發作，不治身亡，時年52歲。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他女兒，懷疑他有可能是被中央情報局暗殺的：因為他死前不久，有人曾看到一個神秘女人從他的房間走出來。多年以來，美國政府確實曾一直騷擾和阻撓他，但自從1957年因感染阿米巴痢疾而導致肝臟出問題之後，賴特的身體狀況便一直很糟糕，而更於事無補的是，他還在一直服用鉍鹽——這本來是一種替代性療法，沒承想卻導致了他金屬中毒。
雖然賴特後來幾乎已經不再寫小說，但仍會寫一些隨筆和辯論性文字，並且喜歡上了日本的俳句。他的晚期作品中，有一系列曼妙的小詩，寫的是桃樹、蝸牛、春雨、暴風雲、雪、被雨淋濕後看起來更小的雞仔——還有一個黑人男孩的捲髮中粘著的一顆小小的綠蒼耳。
一年之後，1961年5月3日，看起來還和以前一樣纖瘦、健康的梅洛-龐蒂，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53歲。當時，他正和朋友們在他位於聖米歇爾大道上的家裡聊天，聊了一會兒之後，因為第二天要發表一篇有關笛卡兒的演講，梅洛-龐蒂把他們丟在客廳，自己起身去了書房，想把一些筆記弄完。他再也沒有回來。
薩特又一次為一個和他鬧翻的朋友寫了篇訃告，並刊登在了《摩登時代》的特刊上。這篇同樣周到而大度的訃告，成了我們了解二人之間的友誼和分歧的基本來源。薩特提到，不久前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發表演講時，曾和梅洛-龐蒂見過一面。梅洛-龐蒂來聽他的演講，過後還說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保持聯繫，讓薩特很是感動。但他的反應有些遲緩（據他說是因為患了流感，腦子昏昏沉沉的），讓梅洛-龐蒂大吃一驚；「他沒有說感到失望，但有一瞬間，我覺得他臉上的表情有點兒難過。」不過，薩特感到很樂觀：「『一切還跟以前一樣，』我告訴自己，『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幾天後，他聽說梅洛-龐蒂去世了。
梅洛-龐蒂長眠在了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家族墓地中，與他母親以及妻子蘇珊娜（2010年去世）葬在一起。這座公墓位於巴黎的另一端，與安葬著薩特和波伏娃的蒙帕納斯公墓遙遙相望。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公墓最安靜也最少有人經過的角落裡，找到周圍樹木環繞的梅洛-龐蒂墓。
有位哲學家曾被認為在年輕時便會死於心臟病，但並沒有，這個人就是卡爾·雅斯貝爾斯。結婚時，他警告格特魯德說，他們不能期望長久地在一起，也許只有一年左右。但事實上，他活到了86歲，於1969年2月26日去世——這天正好是格特魯德的生日。海德格爾隨後給她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心懷敬意與同情，紀念早年的歲月。」她在同一天回覆道：「對於早年歲月，亦有同感，我感謝您。」她活到了1974年。
也許紀念卡爾·雅斯貝爾斯離世的最好方式，是重溫一下1966年到1967年的一個系列廣播節目中，他談論自己人生的一次講話。他回憶了他在北海邊上度過的童年，特別是與他父母到弗里西亞群島上度假的情景。某天晚上，在諾德奈島上，他的父親牽著他的手，一起走到了海邊。雅斯貝爾斯說：「潮退了，我們在新鮮、乾淨的沙子上散著步，對我來說，那真是不可思議，太難忘了，再走遠一點，再走遠一點，潮位非常低，我們走到海邊後，那裡躺著水母、海星——我著了魔。」從那時起，海便總會讓他想到生命本身的尺度，沒有任何穩固或整體的東西，一切都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所有那些牢固的東西，所有那些井然有序的東西，比如有一個家，比如不受風雨侵襲：絕對必要！但是另一個東西的存在，海洋的無限性——這個事實解放了我們。」雅斯貝爾斯繼續說，對他而言，這就是哲學的意義：要超越那些堅固和靜止的東西，走向更浩瀚的大海中，那裡的一切都在恆常運動著，「哪兒都沒有陸地」。這就是為什麼對他來說，哲學總是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
雅斯貝爾斯逝世四年多後，1973年10月8日，同樣將人生視為一段不斷超越熟悉事物之旅的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也去世了。對於他和雅斯貝爾斯來說，人類本質上都是流浪者。我們永遠不會擁有任何東西，永遠無法真正在某個地方安定下來，即使一輩子都待在一個地方也一樣。我們，正如他某部散文集的名字所說的那樣，一直是Homo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