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我們見見革命者、
局外人和尋求真實性的人。
如果很多利益不相容的人都聲稱權利在他們那邊，你如何在他們之間做決定？在《共產主義者與和平》最後一部分的一段話中，薩特勾勒出了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不通過詢問那些「處境最困難的人」或者「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人」怎麼看，來決定每一種情況？你只需要找出該情況中最受壓迫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把他們對事件的看法採納為正確的那一個。他們的觀點可以被認為是真理本身的標準，是確證「人與社會真實面目」的方式。如果某件事情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不是真的，薩特說，那它就不是真的。
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簡單得有些驚人，輕輕一下子便抹去了強勢群體肆意用來逃避責任的那種偽善言辭——也就是所有那些省事的借口，比如說窮人就「配」窮人的命，或者富人就是有權得到積累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比例驚人的財富，或人們應該將不平等和苦難視為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在薩特看來，如果窮人和弱勢群體不相信這樣的論點，那它們就是錯誤的論點。這有點兒類似於「熱內原則」：弱者總是正確的。從這時起，薩特也像讓·熱內一樣，開始高興地讓自己服從於那些被異化的、被壓迫的、被阻撓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試圖用局外人的目光，來審視特權階級——就算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他自己。
沒人可以說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樣）借用別人的視角會對心理造成壓力，還因為任何試圖這麼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邏輯和概念難題。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誰在任何時候都是處境最困難的人？每次弱者變成強者後，一切都得重新計算，所以必須要對角色的轉換進行持續不斷的監控——但是要由誰來監控呢？
正如梅洛-龐蒂在他的《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指出的那樣，薩特本人並不堅持他自己的原則。面對在蘇聯監獄中那些處境困難之人的凝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重視他們指責的目光，還給出了為什麼他們可以被無視的理由。不過，或許「凝視」這個概念本來也不是為了始終都能說得通。就像列維納斯或薇依的倫理哲學一樣——理論上講，他者的凝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程度上是無限的——一個理想並不會因為不可能堅持，就變得不那麼鼓舞人心。
薩特這個「在處境最困難之人的眼中」的觀念，與列維納斯「面向他者的倫理學」一樣激進。在一些人看來，將道德交給眾多的人類目光和個人視角來審視，會引發混亂，失去進行真正革命的可能性。薩特忽視了這種路線，表明了他自己還是從前那個獨行其是之人。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者。
他的這條新路徑，更多地吸引了那些不願加入任何黨派，但卻積极參与新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社會排斥、貧窮和殖民主義的抗議活動。薩特全力支持這些鬥爭，並竭力提供了幫助——主要是用他最喜歡的武器：筆。為年輕作家的論戰著作撰寫前言，給了他可以介入的新主題，並讓他感到他的哲學真的做到了一些事情，這種感覺已經很久沒有了。
早在1948年時，他就曾寫過一篇題為《黑皮膚的俄耳甫斯》（ ）的文章。這篇文章最初是作為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的《新黑人與馬達加斯加詩歌》（ ）的序言發表的，在文中，薩特描述了由黑人和後殖民時代的作家創作的詩歌，如何經常翻轉了他們的壓迫者那種固定、評判的「凝視」。從現在開始，他說，歐洲白人不能再厚顏無恥地評估和執掌這個世界了。相反，「這些黑人正在看著我們，我們的目光回到了我們自己的眼睛中；反過來，黑色的火炬點亮了世界，我們的這些白色頭顱只不過是在風中搖擺的中國燈籠。」（那段時間的薩特，仍然在打磨他的比喻。）
1957年，他為阿爾伯特·梅米的兩本書《殖民者的肖像》（ ）和《被殖民者的肖像》（ ）撰寫了序言——被放在一起翻譯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這兩本書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分析女性迷思的方式，對殖民主義的「迷思」進行了同樣的分析。在此之後，薩特又為一部劃時代的反殖民主義著作，弗朗茨·法農出版於1961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寫了一篇更有影響力的前言。
法農是一個有著雄心壯志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本身就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一直致力於種族、獨立和革命暴力的問題。出生在馬提尼克、有著非洲和歐洲血統的法農，曾在里昂跟隨梅洛-龐蒂等人學習過哲學，但是他並不是很喜歡梅洛-龐蒂那種冷靜的風格。195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 ），探索了在白人主宰的世界中，黑人的「生活經驗」被投射到了他者的角色上。這本書充滿了激情，一點兒都不冷靜，但也具有高度的現象學特徵。
接下來，法農搬到阿爾及利亞，並積极參与到了獨立運動當中，但也因此在1956年被驅逐出境，去了突尼西亞生活。在那兒被確診為患有白血病後，他去蘇聯接受了治療，病情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在1961年，當他開始寫《全世界受苦的人》時，病情再次加重。之後，他拖著發燒和虛弱的病體去了羅馬，並在那裡經朗茲曼的引見，認識了波伏娃和薩特。
薩特當時就為法農傾倒了，並且高興地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了序言。他本來就喜歡法農的作品，見面後，更是喜歡法農本人。朗茲曼後來評論說，他還從沒見過薩特像在那次會面時那樣被一個男人深深迷住。他們四個人邊吃午餐邊交談，然後又聊了一下午、一晚上，最後，到第二天凌晨2點時，波伏娃不得不堅決要求薩特需要回去睡覺。法農受到了冒犯：「我不喜歡那些霸佔資源的人。」他和朗茲曼繼續聊到了早上8點。
這時候，法農已經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中，他被送到了美國去接受最好的治療，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安排這次行程的人、他的朋友奧利·伊瑟林（Ollie Iselin），竟然還是一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不過，一切都已於事無補，1961年12月6日，法農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去世，年僅三十六歲。不久之後，由薩特作序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面世了。
波伏娃回憶道，法農在羅馬時曾說過，「我們對你們有要求權」——他們就喜歡聽這樣的話。這種燃燒的激情，以及在必要時提出要求和分配罪責的意願，正是朗茲曼身上吸引波伏娃的地方。現在，這也讓薩特激動不已。或許它把他們帶回了曾經的戰爭歲月：那個一切都很重要的年代。薩特欣然接受了法農鬥志昂揚的論點，在這本書中包括了以下觀念：反帝國主義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不僅是因為暴力是有效的（雖然這是一個原因），還因為它幫助被殖民者擺脫了壓迫帶來的麻痹，構築了一個新的共同身份。法農並非在美化暴力，而是認為這對政治變革至關重要；他對甘地關於將非暴力抵抗作為權力來源的想法不大認同。在他的文章中，薩特對法農的觀點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以至於超越了法農的原始觀點，把重點轉移到了讚美暴力本身。薩特似乎把被壓迫者的暴力，視為了尼采哲學中的自我創造行為。像法農一樣，他也將其與殖民主義隱蔽的暴行進行了對照。而且，就像在《黑皮膚的俄耳甫斯》中那樣，他也邀請讀者（應該是指白人）想像一下被壓迫者反對他們的目光，剝掉他們資產階級的虛偽，露出他們作為貪婪和利己的怪物的真面目。
薩特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的序言提供了一幀快照，讓我們看到了他在激進歲月里所具有的那些最令人憎惡，也最令人欽佩的東西。他對暴力的迷戀著實令人震驚，但他願意以這種激進的方式介入被邊緣化者和被壓迫者的窘境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欽佩。事實上，薩特已經太習慣採取激進的立場，以至於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走溫和路線了。正如他的朋友奧利維爾·陶德所說的，薩特的信念變了，但他的極端主義從來沒變。薩特表示同意。1975年，在被問及他最糟糕的失敗時，他回答說，「在我的人生進程中，我自然犯過很多錯誤，或大或小，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我每次犯錯誤，都是因為我還不夠激進。」
激進意味著讓人們感到不舒服，而這些人中還可能包括其他激進者。弗朗茨·法農的遺孀約茜·法農（Josie Fanon）就是反對薩特的人之一：她痛恨他在這個時期還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認為這讓他成了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的敵人。薩特這種同時參與兩種事業的能力，表明了他慷慨的意圖，但是也顯示了他的「處境最困難」原則中的另一個悖論。不止一個群體可以被認為在歷史上處境最困難，那麼，如果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會發生什麼？薩特對暴力的讚美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悖論：無論其動機或背景如何，誰的處境能比任何一種暴